□ 王二小

近日，宁夏一派出所副所长因踢打小学生被撤职一事持续引发广大网友关注。就民警应不应该踢打孩子，在网上引发了激烈讨论，大致为两方观点：一方认为，不管孩子是否为欺凌嫌疑人，民警都不应踢打孩子；另一方认为，在未成年欺凌者不能被法律制裁的情况下，这位民警殴打欺凌者是在“伸张正义”，当地相关部门对其撤职的处理过于严苛，甚至还有不少来自全国各地的网友给涉事民警邮寄了锦旗。

不能“以暴制暴”，早就是全社会毫无争议的共识，把权力关进笼子也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题中之义，无需再作重申。而作为“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家长，当看到孩子受到欺凌却不能让欺凌者受到应有的教育和惩戒，委屈和义愤使我们每个人都感同身受。其实，两方的担忧都直接或间接反映了当下反欺凌往往是缺乏足够底气的：比如很多孩子不知道如何去反抗欺凌；相较于反欺凌，欺凌的成本太低，无法形成有效震慑；欺凌者往往是监护人缺位所致，其教育挽救由谁负责等才是最为紧迫的问题。

现在，校园欺凌是世界性的校园安全和育人难题，国外主要通过立法、教育等方式搭建防治欺凌体系。如挪威于2003年4月颁布《校园环境法案》，明确了学校、地方政府等教育主体在防治欺凌中的职责和追责制度；德国开发了反欺凌项目“同班共济”，通过电影和相关视频展示了欺凌对受害者的影响，鼓励学生讨论如何自我保护和预防欺凌；美国政府建立了反欺凌网站，制作了一套面向所有儿童的完整教学内容，告诉儿童面对欺凌时该怎么办，若欺凌造成严重后果，可以追究其监护人的刑事责任：今年4月，密歇根州一名中学生开枪打死4名同学，行凶学生的父母受到“连坐”，分别被判处10至15年监禁。

我国各地也作出了积极探索，如湖北省武汉市印发中小学学生校内申诉处理办法等制度推进依法治校；四川省成都市在中考录取中对有欺凌行为的考生实施最后投档处罚，影响其进入优质高中；福建省福州市在厕所、操场及楼道等隐蔽地点设置了AI语音报警系统，实现欺凌预警处理；重庆市渝中区出台中小学法治副校长聘任与管理实施细则（试行），强化法治副校长的选用、管理和考核，从法治教育领域夯实平安校园建设基础。

这些探索有的已经发挥了很好的社会作用，有的仍需等待实践检验。但不管采取何种方式，为孩子们营造优良的健康成长环境始终是全社会共同努力的目标。防治欺凌没有旁观者，每个人都是参与者。学校、家庭、社会须携起手来，既要保护孩子们不受欺凌，也要关爱教育引导“熊孩子”回到正轨，更要为已经受到欺凌、作出反抗的孩子撑腰，在立法和政策制定上，为防治欺凌的参与者给予足够的底气和勇气，进一步挤压直至消除欺凌的生存空间，将欺凌极端行为彻底扼杀在萌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