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女儿半世纪的执著:让父亲“红军将领”的身份大白天下

时间: 2022-10-12 来源: 重庆法治报 编辑: 万 先觉 阅读量:15214

  青山肃立,绿水长歌。9月30日,合川区2022年烈士纪念日活动暨周吉可故居开放仪式,在合川区太和镇亭子村董家湾隆重举行。

9月30日,合川区举行2022年烈士纪念日活动暨周吉可故居开放仪式,追思先烈、致敬英雄

  “我的母亲周美瞻艰难寻找外公踪迹50多年,终于让外公回到家乡;其间包含的思念之久、之深、之重,让人难以忘怀……”外孙女周晓林在周吉可故居开放仪式现场的一段话,让在场的人无不动容。

  “95岁的母亲因身体原因,无法来到现场,但宿愿已了。”周晓林通过深情讲述,将母亲这段感人的寻亲经历带入众人视野。

  依稀记忆 父亲离奇失踪


周吉可生前照片

  1928年夏,父亲离家时,周美瞻只有2岁,妹妹尚在襁褓之中。

  四五岁时,周美瞻和妹妹偶然从柜子底下找出2只玻璃瓶当玩具,听母亲说,这是父亲买的奶瓶,周美瞻第一次感受到了父亲的爱和有父亲的幸福。

  周美瞻的父亲学名周先哲,号际可,出生在合川太和镇一个书香家庭。1926年,周先哲中学毕业,去了成都读书,1928年夏,离开家乡直奔上海,改名周际可,进入国民党左派创办的大陆大学。

  “现在的社会,没有学识的人不说不能立足社会,要被一般人耻笑,但主要是不能彻底明白时代,是要为社会所鄙弃的。”周际可开始还频频传来家书,信里总是大谈革命理论,宣传革命思想,这令其母深感不安,一再去信,要其完成学业后立即返回家乡。此时的周际可,对家庭的要求总是婉言谢绝,其母托人在上海找他,他也避而不见。

  渐渐地,家书少了,1930年,最后一封家书传来后,周际可如同人间蒸发般,再也没有下落。

  最后家书 成为珍贵遗物

  最后的家书写于1930年3月15日,是写给周际可的母亲的,十多页的信件,字迹尽管潦草,内容却冷静理智。


 周吉可的家书

  此时,周母一再假称其妻子和兄弟生病,要周际可返乡,但都遭儿子婉拒。“请你们想想,我回到家里来,虽然是暂时可以给你们精神上相当安慰,但是,现在时代不同了,家庭经济必然是一天天破碎,要想再过像二十年前父亲在时经济还没崩溃前的快乐生活,是没有办法实现的。现在呈现在社会上的一切甚么也是不相同了。我虽是一个上海的大学毕业生,但我在学校的生活还是保持着青年的纯洁的,我没有在政治上去学得大刮地皮的本领。我回到家里来,免不了还要增加家庭很大的经济负担,这样一来,家庭将为我读书而穷,为我作事而更陷入窘迫之境了。”

  “请你们相信,我不是一个无感情的白痴和缺少理智盲动的青年,我有我的伟大事业。”周际可这样劝解自己的母亲:“家庭不要再默守几十年前那种已经不中用了的保留遗产、仅靠土地的收入的旧的生活方式,这非但不能维持必然破碎的小有产者家庭,而且每个在家庭中的男女青年,也把握不住自身的前途,想象不到将来怎样才是出路。”

  信的最后,还是流露出他对家庭的复杂情绪:“每次与家庭写信,都把我思想扰乱得很复杂,请你们原谅我,以后我是很少与家庭写信的,有信无信都请不必对我挂念,你们也不必与我写信来,有书信往还,反令你们对我倍加怀念。”

  “我现在决定于日内同友人赴北京,再转道满洲俟机经日本到欧洲再为深造。”这是周际可对自己去向的最后交待。

  周美瞻初中毕业后将外出读书,她的母亲张永芬含着眼泪说道:“你父亲没有音信已十多年了,恐怕他早已不在人世,祖母处还有他写回的最后一封信和照片,你去拿来作个纪念吧!”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周美瞻的叔父怕牵连全家,一举将父亲的信件、书刊全部烧毁,但这两件珍贵的遗物保留了下来。

  艰难寻父 誓还母亲心愿

  解放后,周美瞻作为刚毕业的大学生,被选调到重庆市委机关工作。

  从这个时候开始,周美瞻便着手打听父亲的下落,她通过组织部门给上海、武汉去函去电,甚至在《人民日报》上刊登寻人启事,由于无法提供具体线索,始终一无所获。

  周美瞻每次申请入党,都因为父亲的历史问题无法过关,甚至连女儿入团,也因为外祖父的历史问题而受到影响。最让人痛心的,母亲张永芬至死都背着地主婆的身份,被清理回乡后,只得去潼南小渡乡投靠一远房侄儿勉强度日。1969年,在等了40个年头后,张永芬带着遗撼和委屈,孤独凄凉地离开了人世。

  张永芬去世时,周美瞻连去见母亲最后一面的权利也没有,这成了周美瞻永远的痛。那时周美瞻就立下誓言:有生之年,一定要把父亲的问题搞个水落石出。

  传奇老人 点亮希望之火

  1985年春节,周美瞻突然接到成都一位亲友的来信,说民盟重庆市委的一位老人,据说是周际可在上海发展的地下党员,可能知道周际可的下落。这样一则没头没尾的信息让周美瞻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这位老人就是时任民盟重庆市委秘书长兼顾问陈彝荪,他的一生也是充满传奇色彩。1983年,在合川党史征集座谈会上,陈彝荪谈到他在上海由周际可介绍入党。这点线索,也是一年多以后,才传到周美瞻这里。

  周美瞻立即赶往陈老家中。提到周际可,两代人都禁不住热泪盈眶,陈老回忆道:“我和你父亲1924年至1926年曾同在合川中学读书,他比我年长四五岁,又是太和镇同乡,中学时期,你父亲思想进步,不少人暗地把他看作共产党。”

  1929年,陈彝荪也来到上海群治大学读书,两人住地相距不远,周际可便经常组织他参加革命活动,一次示威游行中,陈彝荪被捕,周际可通过组织设法将其营救出狱。“听人说,他当时是沪西地下党负责人之一,后经多次考验,他和互济总会组织部长王弼,于1929年10月发展我为中共地下党员,接着又把我安排到互济会主办的《海光报》当记者,之后我们就少有联系了。曾听互济会的负责人说,际可受组织派遣去武汉,不久就牺牲了。”

  陈老深感遗憾地说,他压根儿没有想到周际可的后人在寻找他的下落,因为周际可从没提过自己已经结婚并有后代。

  山重水复 寻亲几度遇挫

  1986年1月,上海市委党史办给周美瞻寄来了关于“互济会”的回忆材料,让周美瞻的寻亲之路终于见到曙光。

  回忆材料的撰写人是江西省修水县离休老干部周宝琪。周美瞻从周宝琪口中得知,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郑绍文,可能是最知情的人。

  原来,周宝琪和郑绍文,都是1923年周际可在铜梁中学第八班的同学,后来他们又先后到上海一起读书,一起进行革命活动。

  几十年过去了,郑绍文还记得周际可来自合川太和镇,中学时期起两人就是金兰之交,后来一起在上海开展地下工作时,又是亲密无间的战友。郑绍文回忆道:“1924年我们分别后,1928年6月又在上海相见,际可当时是大陆大学学生,发起组织反帝反封建的‘曲线社’,我也参加了,是沪西地下党领导的最大的赤色群众团体,在‘五卅’四周年纪念示威活动中起了应有的作用。当时我们虽然经常在一起进行革命活动,彼此都知道对方在干什么,但由于组织纪律关系,彼此都不公开身份。1930年1月以后,我就再也未见到际可了。”

  1935年,郑绍文被囚禁在南京国民政府监狱时,无意中发现一篇关于鄂豫皖苏区的调查报告,在一张红军人员战斗序列表中,有周吉可的名字,郑绍文猜测这是周际可离开上海后到苏区的化名。抗战时期,郑绍文在新四军五师工作,遇见一位来自四方面军的领导干部,问其认不认识周际可,对方回答说:“四方面军有一位叫周吉可的干部,长征途中过草地时曾见其患病躺在担架上,之后再无消息。”

  百折不挠 终获圆满结果

  得知当年战友历史仍未澄清后,郑绍文通过多种渠道向四方面军的战友打听。时任交通部顾问梅盛伟、时任国家文物局副局长汪小川,都是四方面军出来的老红军,都认识这位叫周吉可的同志。“认识周吉可同志是在从鄂豫皖到川陕的路上,他身体瘦弱,骑着一匹小马,到通江后,他调到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宣传科,我看到他在编《红色战士》报(红四方面军机关报)。”汪小川回忆说。

  “周吉可,党员,曾任红十五军政治部主任,红四军10师政治部主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1935年牺牲于川西。”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在红军《团以上烈士英名录》中的记载。在《中国工农红军史略》一书中,周吉可被认定为红十五军的创建人之一。

  周吉可,是周美瞻的父亲周际可吗?要知道,在军事出版社出版的《红军将领谱》中,周吉可与王若飞、旷继勋等名将已经被列为了贵州六大红军将领。

  郑绍文带着周美瞻提供的照片开始四处求证。在叶剑英元帅的追悼会上,郑绍文遇见开国上将王宏坤。王宏坤曾任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军长,与周吉可有密切的工作关系,他回忆说,1932年他在鄂豫皖红四方面军第十师任师长时,周吉可任师宣传部长,进军川陕后,1933年七八月份,周吉可就调到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了。看到周美瞻提供的周际可照片,王宏坤认定这就是当年的战友周吉可。

  认证的结果在红四方面军其他老红军那里也得到了确认。贵州方面也传来消息,一直没有听说过周吉可的家人反映情况,周吉可的历史也是一片空白。

  一年后,烈士申办手续终于批复下来。拿到烈士证的第二天,周美瞻就来到母亲坟前,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号啕大哭:“母亲,我终于找到父亲了!”

  周吉可牺牲时,年仅29岁,这是周美瞻后来向军史编写组提供的。家人常对周美瞻讲“你父亲20岁时生的你”,由此推出周吉可的出生年月。

  “我有我的伟大事业……”在周吉可故居展厅里,镌刻着这样几个大字。鎏金大字的下面,是周吉可寄回的家书。

  烈士纪念日活动现场,合川区委书记郑立伟在这份家书前久久伫足,他感叹道:“这封家书,就是一份很好的红色教科书。”

  记者 陈富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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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女儿半世纪的执著:让父亲“红军将领”的身份大白天下

  青山肃立,绿水长歌。9月30日,合川区2022年烈士纪念日活动暨周吉可故居开放仪式,在合川区太和镇亭子村董家湾隆重举行。

9月30日,合川区举行2022年烈士纪念日活动暨周吉可故居开放仪式,追思先烈、致敬英雄

  “我的母亲周美瞻艰难寻找外公踪迹50多年,终于让外公回到家乡;其间包含的思念之久、之深、之重,让人难以忘怀……”外孙女周晓林在周吉可故居开放仪式现场的一段话,让在场的人无不动容。

  “95岁的母亲因身体原因,无法来到现场,但宿愿已了。”周晓林通过深情讲述,将母亲这段感人的寻亲经历带入众人视野。

  依稀记忆 父亲离奇失踪


周吉可生前照片

  1928年夏,父亲离家时,周美瞻只有2岁,妹妹尚在襁褓之中。

  四五岁时,周美瞻和妹妹偶然从柜子底下找出2只玻璃瓶当玩具,听母亲说,这是父亲买的奶瓶,周美瞻第一次感受到了父亲的爱和有父亲的幸福。

  周美瞻的父亲学名周先哲,号际可,出生在合川太和镇一个书香家庭。1926年,周先哲中学毕业,去了成都读书,1928年夏,离开家乡直奔上海,改名周际可,进入国民党左派创办的大陆大学。

  “现在的社会,没有学识的人不说不能立足社会,要被一般人耻笑,但主要是不能彻底明白时代,是要为社会所鄙弃的。”周际可开始还频频传来家书,信里总是大谈革命理论,宣传革命思想,这令其母深感不安,一再去信,要其完成学业后立即返回家乡。此时的周际可,对家庭的要求总是婉言谢绝,其母托人在上海找他,他也避而不见。

  渐渐地,家书少了,1930年,最后一封家书传来后,周际可如同人间蒸发般,再也没有下落。

  最后家书 成为珍贵遗物

  最后的家书写于1930年3月15日,是写给周际可的母亲的,十多页的信件,字迹尽管潦草,内容却冷静理智。


 周吉可的家书

  此时,周母一再假称其妻子和兄弟生病,要周际可返乡,但都遭儿子婉拒。“请你们想想,我回到家里来,虽然是暂时可以给你们精神上相当安慰,但是,现在时代不同了,家庭经济必然是一天天破碎,要想再过像二十年前父亲在时经济还没崩溃前的快乐生活,是没有办法实现的。现在呈现在社会上的一切甚么也是不相同了。我虽是一个上海的大学毕业生,但我在学校的生活还是保持着青年的纯洁的,我没有在政治上去学得大刮地皮的本领。我回到家里来,免不了还要增加家庭很大的经济负担,这样一来,家庭将为我读书而穷,为我作事而更陷入窘迫之境了。”

  “请你们相信,我不是一个无感情的白痴和缺少理智盲动的青年,我有我的伟大事业。”周际可这样劝解自己的母亲:“家庭不要再默守几十年前那种已经不中用了的保留遗产、仅靠土地的收入的旧的生活方式,这非但不能维持必然破碎的小有产者家庭,而且每个在家庭中的男女青年,也把握不住自身的前途,想象不到将来怎样才是出路。”

  信的最后,还是流露出他对家庭的复杂情绪:“每次与家庭写信,都把我思想扰乱得很复杂,请你们原谅我,以后我是很少与家庭写信的,有信无信都请不必对我挂念,你们也不必与我写信来,有书信往还,反令你们对我倍加怀念。”

  “我现在决定于日内同友人赴北京,再转道满洲俟机经日本到欧洲再为深造。”这是周际可对自己去向的最后交待。

  周美瞻初中毕业后将外出读书,她的母亲张永芬含着眼泪说道:“你父亲没有音信已十多年了,恐怕他早已不在人世,祖母处还有他写回的最后一封信和照片,你去拿来作个纪念吧!”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周美瞻的叔父怕牵连全家,一举将父亲的信件、书刊全部烧毁,但这两件珍贵的遗物保留了下来。

  艰难寻父 誓还母亲心愿

  解放后,周美瞻作为刚毕业的大学生,被选调到重庆市委机关工作。

  从这个时候开始,周美瞻便着手打听父亲的下落,她通过组织部门给上海、武汉去函去电,甚至在《人民日报》上刊登寻人启事,由于无法提供具体线索,始终一无所获。

  周美瞻每次申请入党,都因为父亲的历史问题无法过关,甚至连女儿入团,也因为外祖父的历史问题而受到影响。最让人痛心的,母亲张永芬至死都背着地主婆的身份,被清理回乡后,只得去潼南小渡乡投靠一远房侄儿勉强度日。1969年,在等了40个年头后,张永芬带着遗撼和委屈,孤独凄凉地离开了人世。

  张永芬去世时,周美瞻连去见母亲最后一面的权利也没有,这成了周美瞻永远的痛。那时周美瞻就立下誓言:有生之年,一定要把父亲的问题搞个水落石出。

  传奇老人 点亮希望之火

  1985年春节,周美瞻突然接到成都一位亲友的来信,说民盟重庆市委的一位老人,据说是周际可在上海发展的地下党员,可能知道周际可的下落。这样一则没头没尾的信息让周美瞻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这位老人就是时任民盟重庆市委秘书长兼顾问陈彝荪,他的一生也是充满传奇色彩。1983年,在合川党史征集座谈会上,陈彝荪谈到他在上海由周际可介绍入党。这点线索,也是一年多以后,才传到周美瞻这里。

  周美瞻立即赶往陈老家中。提到周际可,两代人都禁不住热泪盈眶,陈老回忆道:“我和你父亲1924年至1926年曾同在合川中学读书,他比我年长四五岁,又是太和镇同乡,中学时期,你父亲思想进步,不少人暗地把他看作共产党。”

  1929年,陈彝荪也来到上海群治大学读书,两人住地相距不远,周际可便经常组织他参加革命活动,一次示威游行中,陈彝荪被捕,周际可通过组织设法将其营救出狱。“听人说,他当时是沪西地下党负责人之一,后经多次考验,他和互济总会组织部长王弼,于1929年10月发展我为中共地下党员,接着又把我安排到互济会主办的《海光报》当记者,之后我们就少有联系了。曾听互济会的负责人说,际可受组织派遣去武汉,不久就牺牲了。”

  陈老深感遗憾地说,他压根儿没有想到周际可的后人在寻找他的下落,因为周际可从没提过自己已经结婚并有后代。

  山重水复 寻亲几度遇挫

  1986年1月,上海市委党史办给周美瞻寄来了关于“互济会”的回忆材料,让周美瞻的寻亲之路终于见到曙光。

  回忆材料的撰写人是江西省修水县离休老干部周宝琪。周美瞻从周宝琪口中得知,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郑绍文,可能是最知情的人。

  原来,周宝琪和郑绍文,都是1923年周际可在铜梁中学第八班的同学,后来他们又先后到上海一起读书,一起进行革命活动。

  几十年过去了,郑绍文还记得周际可来自合川太和镇,中学时期起两人就是金兰之交,后来一起在上海开展地下工作时,又是亲密无间的战友。郑绍文回忆道:“1924年我们分别后,1928年6月又在上海相见,际可当时是大陆大学学生,发起组织反帝反封建的‘曲线社’,我也参加了,是沪西地下党领导的最大的赤色群众团体,在‘五卅’四周年纪念示威活动中起了应有的作用。当时我们虽然经常在一起进行革命活动,彼此都知道对方在干什么,但由于组织纪律关系,彼此都不公开身份。1930年1月以后,我就再也未见到际可了。”

  1935年,郑绍文被囚禁在南京国民政府监狱时,无意中发现一篇关于鄂豫皖苏区的调查报告,在一张红军人员战斗序列表中,有周吉可的名字,郑绍文猜测这是周际可离开上海后到苏区的化名。抗战时期,郑绍文在新四军五师工作,遇见一位来自四方面军的领导干部,问其认不认识周际可,对方回答说:“四方面军有一位叫周吉可的干部,长征途中过草地时曾见其患病躺在担架上,之后再无消息。”

  百折不挠 终获圆满结果

  得知当年战友历史仍未澄清后,郑绍文通过多种渠道向四方面军的战友打听。时任交通部顾问梅盛伟、时任国家文物局副局长汪小川,都是四方面军出来的老红军,都认识这位叫周吉可的同志。“认识周吉可同志是在从鄂豫皖到川陕的路上,他身体瘦弱,骑着一匹小马,到通江后,他调到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宣传科,我看到他在编《红色战士》报(红四方面军机关报)。”汪小川回忆说。

  “周吉可,党员,曾任红十五军政治部主任,红四军10师政治部主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1935年牺牲于川西。”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在红军《团以上烈士英名录》中的记载。在《中国工农红军史略》一书中,周吉可被认定为红十五军的创建人之一。

  周吉可,是周美瞻的父亲周际可吗?要知道,在军事出版社出版的《红军将领谱》中,周吉可与王若飞、旷继勋等名将已经被列为了贵州六大红军将领。

  郑绍文带着周美瞻提供的照片开始四处求证。在叶剑英元帅的追悼会上,郑绍文遇见开国上将王宏坤。王宏坤曾任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军长,与周吉可有密切的工作关系,他回忆说,1932年他在鄂豫皖红四方面军第十师任师长时,周吉可任师宣传部长,进军川陕后,1933年七八月份,周吉可就调到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了。看到周美瞻提供的周际可照片,王宏坤认定这就是当年的战友周吉可。

  认证的结果在红四方面军其他老红军那里也得到了确认。贵州方面也传来消息,一直没有听说过周吉可的家人反映情况,周吉可的历史也是一片空白。

  一年后,烈士申办手续终于批复下来。拿到烈士证的第二天,周美瞻就来到母亲坟前,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号啕大哭:“母亲,我终于找到父亲了!”

  周吉可牺牲时,年仅29岁,这是周美瞻后来向军史编写组提供的。家人常对周美瞻讲“你父亲20岁时生的你”,由此推出周吉可的出生年月。

  “我有我的伟大事业……”在周吉可故居展厅里,镌刻着这样几个大字。鎏金大字的下面,是周吉可寄回的家书。

  烈士纪念日活动现场,合川区委书记郑立伟在这份家书前久久伫足,他感叹道:“这封家书,就是一份很好的红色教科书。”

  记者 陈富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