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国平说：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多么普通又多么独特的生命，原本无名无姓，却到底可歌可泣。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时，我们策划了“重庆老医生老护士”系列报道，其中，采访了81岁的蔡方成“一家”，他们是“四世同堂”的阵容。蔡方成介绍旁边的郑惠连：她是我老师;儿科专家黄志指了指蔡方成：他是我老师;党办负责人刘芳指了指黄志：他是我老师。

　　郑惠连曾是蔡方成的上级医生。当年，蔡方成的研究生毕业论文要交郑惠连审读签字。郑惠连以治学严谨著称，比如，论文引用源自何处，要提供原件;下笔之前，阅读过哪些书、收集过哪些资料，也要提供原件。因此，蔡方成交论文时，不是拿着论文，而挑着一挑资料，汗流浃背穿过院区。别人问你挑的啥，他说找郑教授签论文。

　　蔡方成的主攻方向是小儿癫痫。如今，全国每年有40万新发癫痫病例，其中多半是儿童青少年。尚未出名的时候，蔡方成就立了规矩，每天诊看15人。问他原因，他说：小儿神经疾病成因复杂，不问半小时一小时，无法揭开谜底。所以，他被经常抱怨“一号难求”。但你抱怨你的，他照旧执行他的。

　　上世纪70年代，小儿神经病学在整个西南片区还是空白。蔡方成想方设法，找到了一台电脑，做儿童脑电图。当时的脑电图全靠人工记录，要用手工画出来，所以需要寻找一位“工程师”。多方打听，蔡方成找到了一名电工，叫冯成功，既懂得电，美术功底也好。当第一张脑电图画出来的时候，谁都看不懂。于是这帮人以书为枕，以地当床，吃住在科室，研究这台机器。半年之后，“门外汉”成为“脑电图能手”。后来，重庆医生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带了一张儿童医院制作的脑电图，美国专家惊呼为“世界范本”。美国专家问重庆在哪?重庆医生指着中国地图：“这里，形似大鸟的就是。”

　　1992年，我国首个小儿脑电图技术操作和判断规则颁布，规则起草者就是蔡方成。

　　此后，蔡方成率领团队，聚焦一种小儿常见神经疾病——格林巴利综合征。通俗地讲，这种病的表征就是小儿瘫痪。欧美早先的研究都普遍认定，该病成因是由病毒所致。蔡方成的团队，巧遇一只生猪瘫痪，他们把猪蹄送去活检，证明瘫痪系细菌所致。后经反复实验，成功找到了这种细菌，推翻了欧美研究结论，引起国际同行哗然。

　　接着说郑惠连。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西安交通大学，在交大西迁博物馆说：“要发扬老教授们这种西迁精神。”

　　郑惠连就是一位西迁教授。

　　她的父亲郑达宸，与胡适、赵元任、竺可祯等同榜考录第二批庚子赔款留美。

　　1950年，她医科大学毕业，成为共和国首届医学毕业生。

　　1956年，响应号召，大年初三动身，从“上医”来渝组建“重医”，成为西迁先锋。

　　刚到重庆，各种水土不服。仅是语言关，就折腾了许久。比如，她吩咐“查一查小便”，家长却抱起孩子“擦一擦小便”，家长说擦“刹角(结束)”了，她以为是“刷锅”了。

　　然而，重庆儿科医院的选址、第一个科室的设置、第一套流程的制订、第一个制度的建立，都是她完成的。算是重医儿童医院的开院元勋。

　　后来在运动中口无遮拦，批评一位医院领导公开场合脱下鞋子，边开会边抠脚，边吸烟边乱吐口水等等，由此，她经历了整整20年的磨难。

　　“重出江湖”她已经52岁。然而，仿若新生，连续创下了三个全国第一：重医儿保教研室是全国医大儿科系第一个儿保教研室;重医儿院在全国第一个招收儿保学硕士研究生;编写了全国第一本高等医药院校教材《儿童保健学》。

　　她带的研究生不多。但凡能够忍受她的“严苛”，必成大器。其中两位，成了她的领导，一位是李廷玉，退休前任职重医儿童医院党委书记、院长;一位是符州，现任重医儿童医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郑惠连今年94岁，仍在坚持坐诊，坚持每天阅读英文原著。

　　我们还采访了一位100岁的。

　　跟汪声闻电话联系，说要采访。她说：“你们何时来，一定提前一个小时通知我。”问她为什么?她说要化妆。

　　出席所有正式场合，她都要化妆。口红、旗袍，一样不能少，哪怕已经100岁。她毕业于南京中央护士学院，抗战中，随迁重庆。

　　1941年6月5日，日机空袭重庆，造成“6.5大惨案”。汪声闻奉命“到死人堆里找活人，发现活人摇红十字旗”，成为“6.5大惨案”亲历者、见证者、救援者。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有媒体为她录了一段视频，讲述这段经历。因为视频要挂在网上，所以她要求录了两遍：同样的话，她用重庆话讲一遍，再用普通话讲了一遍。

　　重庆解放，她参与接管义林医院(现重庆市人民医院中山院区)，任护士长。

　　朝鲜战争爆发，全国人民捐款捐物。因为她父亲曾任国民政府银行行长，丈夫也任过国民政府银行行长，家里有金锭金条，五两重的，一两重的，五六锭，纸币，没点数，十几沓，全部捐了。再后来唐山地震，抗洪抢险，家里的电器、首饰、个人的工资，她都捐了。

　　从38岁开始递交入党申请书，一直未获批准。“那我就做一个编外的布尔什维克。”她说。

　　我们是在一所敬老院采访她的。敬老院负责人听说有人来采访，加紧赶回来，拉着我们说：“100岁不算老，我这里还有一位102岁的，也是护士。现在天天跟六七十岁的打麻将，老嫌人家出牌慢，回回都是她帮人算账。”

　　我跟同行的朋友慨叹说：“从医的人，咋就活得这么厉害?!”

　　他说：“我们医院，还有一位103岁的。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获得了国家金质纪念章。如今天天看文件，如果单位简报与他了解的情况有出入，他非得找到那人，要么找他面对面纠正，要么电话要他纠正。”

　　这个人叫徐成沄。

　　作为国民党部队军医，上过淞沪战役战场，俘获过日本军官，立有战功，蒋介石因此为他签署调令。后来被共产党军队俘获，仍然从事军医职业。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刘伯承司令员眼疾复发，他受命星夜奔驰，前去为司令员诊治。新中国成立，他担任了重庆市卫生系统领导。

　　他的儿子徐子建，70多岁了，发现父亲有许多事迹，于是想写一本书。问抗日战争，问解放战争，左问右问，徐成沄守口如瓶。一问原因，他说党和部队都有纪律，我要保守秘密。儿子找出许多报道，说这些那些如今都解密了，他这才接受了儿子的“采访”。

　　按照父亲提供的线索，徐子建踏遍海峡两岸，收录了大量原始材料，成书《父亲的军装》，今年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演员、导演、“方正静蕾简体”创立者徐静蕾，用毛笔小楷，工工整整为此书作序。徐静蕾是徐成沄的孙女。

　　在祖辈口中，两种人可称“先生”，一是老师，二是医生。

　　所谓先生，“达者为先，师者之意”。

　　无论学识，无论德行，如上几位老者，堪当“先生”。

　　(作者：汪渔 单位：市人口宣传教育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