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吹角连营 更惜岁月静好

时间: 2021-07-30 来源: 重庆法治报 编辑: 万 先觉 阅读量:15460

  

老兵罗代贵

  在万州区甘宁镇帅家村1组住着这样一位95岁高龄的老人,他叫罗代贵,曾是一名青年远征军,参加过抗日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他还参加过云南宝山阻击战、上甘岭战役等数十次大小战役,曾多次受伤,立过二等功、三等功,获得过不少奖章、奖牌、纪念章以及和平奖。

  八一建军节前夕,记者通过多方协助,将离开这位革命老前辈半个世纪之久的“贴身宝贝”——军用医疗包送回他怀中。一看到这个“宝贝”,老人家就扶着墙壁佝偻地站了起来,用颤抖的双手抚摸着,流下激动的泪水,就像是在抚摸失而复得的“孩子”。如今他矮小瘦弱的身材,让记者很难将他与那些枪林弹雨联系起来。

  据老人的妻子李邦秀介绍,或许是受到战争时期炮弹轰炸声的影响,丈夫的听力已经很差了,必须要贴在他耳边大声说话,他才能听得清楚。当年参加上甘岭战役时,老人曾在冰雪地里摸爬滚打了几十天,对腰椎造成了严重影响,如今老人的腰椎早已严重变形,已经抬不起身了。

  罗代贵用颤抖的声音告诉记者,战场上那刻骨铭心的一幕幕如今仍历历在目,这是他永不能忘却的记忆,他经常梦见那些活波可爱的护士姑娘们,怀念着那些长眠在战场上的战友们……

  罗代贵老人小心翼翼地打开了军用医疗包,抚摸着,沉思了很久很久……

  突然,罗代贵抬起头来,凝视远方,整理了一下衣角,然后便绘声绘色地向记者讲诉起那战火纷飞的年代、那些惊心动魄的战斗故事……

 

  为了信仰 他参加过数十次大小战役

 

  1927年1月,罗代贵出生在重庆万州。

  1940年,年仅13岁的他报名参了军,成为青年远征军的一名坦克兵。1942年5月,他参加云南保山阻击战,曾和陆军后方医院的李近平、董志芳等一起参加过无数次战斗。在云南保山阻击战中,为了阻止日军去昆明,必须用火力阻击日军装甲车大部队。顽强坚守阵地一个多月后,最后接到军部命令炸毁了云南保山回渡大桥。

  在云南保山阻击战20多天日夜奋战的日子里,罗代贵被日军的炮弹炸伤腿部,几个月都不能行走,还打掉了两颗门牙。在下火线治疗后,他极不情愿地被留在部队医院做护士。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罗代贵随宋希濂部队转战南北,后来到了湖北武汉。

  1949年9月,罗代贵所在部队后方医院被解放军接管,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编入16军(军长尹显炳),从此便挎上了向往已久的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发放的印有红色五角星的军用医疗包,真正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护士。

  1950年3月,他跟随解放军到贵州的桐梓剿匪。在遵义赤竹镇、板桥镇一带剿匪时遇到很多危险,差点丢了性命。

  医院唯一的一次“打牙祭”,他排队好不容易轮到自己时,才发现没带饭碗,他灵机一动,摘下帽子,将美味的饭菜装在帽子里。他端着帽子来到病房,正准备享用美食时,一位受伤的战友被送进了病房。这位战友头部被灼伤,头发全烧没了,但头脑清醒,坚持要留在前线。罗代贵见状连忙将饭菜喂到了受伤战友的嘴里,让他好好养伤。

  1951年1月,罗代贵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他参加过大小无数次战役,其中上甘岭战役是最惨烈的,他至今记忆犹新。在那场战役中他曾与死神擦肩而过。

  “呵呵!共产党好呀!我现在都还活得好好的!”罗代贵长吸了一口气,摸了摸胸口,使劲挺起胸,精神抖擞地对记者说。

罗代贵的军功章

  烽火岁月 真实战况比电影情节更惨烈

 

  罗代贵告诉记者,1950年10月,他跟随部队从武汉出发,成为第一批入朝作战的老战士,先在16军138团,后被分到137团医院,后来调入16军46师后方医院任班长。

  他所在的后方医院离上甘岭战区只有2公里。当时气候恶劣,他们坐汽车去时,由于天太冷,大家的脚冻僵了,鞋子都脱不下来,最后到老乡家里用被子把脚盖上,等暖和了才把鞋子脱了下来。在步行途中,他们发现牺牲的士兵都会就地埋葬,简单做个标记。“满山遍野到处都是牺牲战友的遗体,一路上都能闻到尸体的味道,现在回想起来都感到非常伤心。”讲到这里时,罗代贵哽咽了好久,泪水润湿了他的双眼。

  由于敌机轰炸不断,他们必须参与伤员转运。白天敌机不停地轰炸扫射,无法转运伤员,罗代贵和战友们只好把伤员藏到各个山沟里,用树枝隐蔽起来,到了晚上再把伤员从前线不断地用担架往后方转送。一天下来,他们只能轮流休息三四个小时。因医院大部分是女兵,只要是遇到体力活儿,罗代贵总是第一个冲上前,姑娘们都称他为“暖男大哥”。

  罗代贵告诉记者,因为志愿军没有制空权,在抗美援朝战场上,遭遇空袭是家常便饭。在战斗中,他遭遇过一回更为惊心动魄的事件:

  在执行医疗支援的一次战役中,他和战友们为救治伤员通过敌人封锁线时,又遇到敌机的轰炸和扫射。几架美国飞机不停地在上空盘旋,空投炸弹。因地形不能埋伏,他们只好躲在一棵苹果树下,一架美国飞机飞得很低,就像在苹果树的树梢上似的。突然一声巨响,美军战斗机扔下一颗炮弹落在苹果树不远处,苹果树顿时没了。强劲的气流和震波将罗代贵抛出了十多米远,他翻了几个跟斗后,重重地摔在地上,昏死过去。

  当他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一个大坑里,同行的几位战友都牺牲了。他顾不得难过,当时只有一个信念:只要活着,我就会一直向前。

  当他用手抠嘴里的泥土时,才发现嘴里鲜血直流,又一颗牙齿没了。贴身的军用医疗包也不知去向,后来好不容易才在好几十米外的石缝里找到。

  没过多久,又是砰的一声巨响。在他躺过的大坑200米远处,一架敌机被志愿军精准击落。成吨的钢铁弹丸漫天覆盖过来,瞬间就产生了极大的破坏力。地上布满了地堡的碎片、凹瘪的钢盔、断枪和敌人的残肢。罗代贵忍着伤痛,在敌机的残核中仔细寻找可用的物件,结果只找到一把水果刀。

  别看这小小的水果刀,在当时可派上了大用场。由于他和战友们几十天没出过地道,根本无法理发,于是他把刀子磨快后把自己的长胡子刮了。医院的姑娘们身上和头上都长了虱子,大家索性要求用这把刀剃成光头。“《我的祖国》是电影《上甘岭》的主题歌,”罗代贵说,“大家都说电影好看,但毕竟电影属于艺术再创作,不能完全再现当时的情景,真实战况比电影情节更惨烈。”罗代贵的孙子罗通娇告诉记者,今年春节,6岁的女儿叫嚷着要曾爷爷陪她看电影《上甘岭》,女儿津津有味地欣赏着电影里的故事情节,老人家却根本看不下去,紧抱着曾孙女泣不成声。老人教育子孙们:“一定要好好珍惜,能有今天的幸福生活真的太不易了!”

跟随罗代贵出生入死的军用医疗包

  两代军人 不同经历一样的情怀

 

  罗代贵的儿子罗荣禄告诉记者:“当我接过父亲的‘接力棒’,穿上橄榄绿时,好多人表示不理解。曾在战场上几次差点没命的父亲竟然把唯一的儿子送到军营。1958年,父亲和母亲结了婚,膝下有5女1男,我是家里唯一的儿子。从部队转业后,我也成了一名优秀的民兵和基层村干部。”

  罗荣禄告诉记者:“我在很小的时候,父亲就经常讲他在战火纷飞的年代经历的精彩战斗故事,只要一说起牺牲的战友,他就很难过,经常提醒我们不要忘记他们,生在和平年代,一定要记住党的恩情……”

  在罗代贵的心中,男孩子就应该承担起保家卫国的责任。1980年7月,儿子高中毕业。罗代贵得知成都军区56036部队要到万县招兵,马上就将消息告诉了儿子。罗荣禄没有一丝犹豫,积极报名参军,当年10月就入了伍。到了部队,罗荣禄牢记父亲的殷殷教诲,很快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机枪连班长。在部队多次立功、受嘉奖。

  在与记者聊天时,罗荣禄感慨万千:“也是在那一刻,他才真正理解了父亲经常写信教导他的——在军营里面,光靠一腔热忱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有情怀和信仰。”

 

  扛起锄头 驰骋人生“第二战场”

 

  国家不再需要打仗,自己又多年未回家,罗代贵想家了!

  1955年12月,罗代贵退伍后被安排到四川的绵阳农场工作。途中路过家乡时,他突然向部队提出申请,因离乡背景十多年,思乡心切,想要回家建设家乡,于是他被分配到家乡的地方医院工作。在地方医院工作2年多后,罗代贵没有向组织提出任何要求,直接申请回家当农民。“我是农民的儿子,在和平年代,有了田和地,就能过得很踏实。”老百姓都分到了田地,生活有了很大改善,但仍然比较贫穷,不少群众吃穿成问题。“吃不饱、穿不暖怎么能行,得想办法啊!”罗代贵看在眼中,急在心头。他组织村里党员和年轻人带领群众扛起锄头开渠修沟方便灌溉农田、开荒平地种庄稼,共同修建了茨竹水库、红旗水库、石大秋等。只要对百姓有利,他都会努力去做。

  几年下来,当地村民的生活有了很大改善,生产生活也慢慢步入正轨。实实在在为百姓做事的罗代贵得到百姓的信任,被推荐为生产队的会计。

  据悉,在六七十年代,罗代贵自己一家老小都吃不饱穿不暖,可他总把从牙缝里省出来的食物悄悄送到比他还困难的农民家里。妻子当初十分不理解,他总是笑呵呵地对妻子说:“我不是还活着吗?总比那些在战场上牺牲了的战友们强多了,我要帮他们活,帮他们了却未尽的遗愿……”

  现年50岁的村支部书记何孝美告诉记者:“罗爷爷晚年生活虽然艰苦,但他依旧坚强乐观,始终保持着军人的本色,我小时候最爱爬到罗爷爷背上听他讲革命故事了。罗爷爷既能文又能武,是村里有名的活跃分子。每逢过年过节,他都会高唱几曲革命歌曲,不时还现场表演把鬼子打得落荒而逃的情景,逗得大伙儿笑疼了肚子。我是听着罗爷爷讲红色革命故事长大的,我把这些故事又讲给儿孙们听……”

  当地赫赫有名的黄医师告诉记者,他今年已80岁了,1971年,村里有位叫熊德荣(现年79岁)的“赤脚医生”多次上门找到罗老前辈,说自己经常出诊,没有一个像样的医疗药包是不行的,恳求罗代贵把医疗药包送给他。当时家人都反对,但罗代贵毫不犹豫地把在战场上用生命换来的军用医疗药包送给了熊德荣。

  1973年,当黄医师从“赤脚医生”熊德荣手中接过“革命信物”军用医疗包时,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感油然而生,并将这个军用医疗包完好地保存了下来。见记者说明来意,高风亮节的黄医师主动将保管近半个世纪的“革命信物”完璧归赵,于是便出现了文章开头那感人的一幕。

  现已95岁高龄的罗代贵还经常给孩子们讲当年的抗战故事,并告诫他们:“长在和平年代,更得珍惜现在的好日子,一切听党话,跟党走,就算我这么大岁数了,只要党和人民需要咱,还会扛起枪,继续战斗!”

  记者 罗翠

Copyright 2020 © 重庆长安网 中共重庆市委政法委员会 主办 重庆法治报社 承办

渝公网安备50011202500163号 渝ICP备15010797号 电话 023-88196826

重庆法治报社打击"新闻敲诈"举报电话:023 - 88196822 本网及网群刊发稿件,版权归重庆长安网所有,未经授权,禁止复制或建立镜像

在线投稿 请使用系统指派指定账号密码登录进行投稿。
不忘吹角连营 更惜岁月静好

  

老兵罗代贵

  在万州区甘宁镇帅家村1组住着这样一位95岁高龄的老人,他叫罗代贵,曾是一名青年远征军,参加过抗日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他还参加过云南宝山阻击战、上甘岭战役等数十次大小战役,曾多次受伤,立过二等功、三等功,获得过不少奖章、奖牌、纪念章以及和平奖。

  八一建军节前夕,记者通过多方协助,将离开这位革命老前辈半个世纪之久的“贴身宝贝”——军用医疗包送回他怀中。一看到这个“宝贝”,老人家就扶着墙壁佝偻地站了起来,用颤抖的双手抚摸着,流下激动的泪水,就像是在抚摸失而复得的“孩子”。如今他矮小瘦弱的身材,让记者很难将他与那些枪林弹雨联系起来。

  据老人的妻子李邦秀介绍,或许是受到战争时期炮弹轰炸声的影响,丈夫的听力已经很差了,必须要贴在他耳边大声说话,他才能听得清楚。当年参加上甘岭战役时,老人曾在冰雪地里摸爬滚打了几十天,对腰椎造成了严重影响,如今老人的腰椎早已严重变形,已经抬不起身了。

  罗代贵用颤抖的声音告诉记者,战场上那刻骨铭心的一幕幕如今仍历历在目,这是他永不能忘却的记忆,他经常梦见那些活波可爱的护士姑娘们,怀念着那些长眠在战场上的战友们……

  罗代贵老人小心翼翼地打开了军用医疗包,抚摸着,沉思了很久很久……

  突然,罗代贵抬起头来,凝视远方,整理了一下衣角,然后便绘声绘色地向记者讲诉起那战火纷飞的年代、那些惊心动魄的战斗故事……

 

  为了信仰 他参加过数十次大小战役

 

  1927年1月,罗代贵出生在重庆万州。

  1940年,年仅13岁的他报名参了军,成为青年远征军的一名坦克兵。1942年5月,他参加云南保山阻击战,曾和陆军后方医院的李近平、董志芳等一起参加过无数次战斗。在云南保山阻击战中,为了阻止日军去昆明,必须用火力阻击日军装甲车大部队。顽强坚守阵地一个多月后,最后接到军部命令炸毁了云南保山回渡大桥。

  在云南保山阻击战20多天日夜奋战的日子里,罗代贵被日军的炮弹炸伤腿部,几个月都不能行走,还打掉了两颗门牙。在下火线治疗后,他极不情愿地被留在部队医院做护士。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罗代贵随宋希濂部队转战南北,后来到了湖北武汉。

  1949年9月,罗代贵所在部队后方医院被解放军接管,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编入16军(军长尹显炳),从此便挎上了向往已久的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发放的印有红色五角星的军用医疗包,真正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护士。

  1950年3月,他跟随解放军到贵州的桐梓剿匪。在遵义赤竹镇、板桥镇一带剿匪时遇到很多危险,差点丢了性命。

  医院唯一的一次“打牙祭”,他排队好不容易轮到自己时,才发现没带饭碗,他灵机一动,摘下帽子,将美味的饭菜装在帽子里。他端着帽子来到病房,正准备享用美食时,一位受伤的战友被送进了病房。这位战友头部被灼伤,头发全烧没了,但头脑清醒,坚持要留在前线。罗代贵见状连忙将饭菜喂到了受伤战友的嘴里,让他好好养伤。

  1951年1月,罗代贵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他参加过大小无数次战役,其中上甘岭战役是最惨烈的,他至今记忆犹新。在那场战役中他曾与死神擦肩而过。

  “呵呵!共产党好呀!我现在都还活得好好的!”罗代贵长吸了一口气,摸了摸胸口,使劲挺起胸,精神抖擞地对记者说。

罗代贵的军功章

  烽火岁月 真实战况比电影情节更惨烈

 

  罗代贵告诉记者,1950年10月,他跟随部队从武汉出发,成为第一批入朝作战的老战士,先在16军138团,后被分到137团医院,后来调入16军46师后方医院任班长。

  他所在的后方医院离上甘岭战区只有2公里。当时气候恶劣,他们坐汽车去时,由于天太冷,大家的脚冻僵了,鞋子都脱不下来,最后到老乡家里用被子把脚盖上,等暖和了才把鞋子脱了下来。在步行途中,他们发现牺牲的士兵都会就地埋葬,简单做个标记。“满山遍野到处都是牺牲战友的遗体,一路上都能闻到尸体的味道,现在回想起来都感到非常伤心。”讲到这里时,罗代贵哽咽了好久,泪水润湿了他的双眼。

  由于敌机轰炸不断,他们必须参与伤员转运。白天敌机不停地轰炸扫射,无法转运伤员,罗代贵和战友们只好把伤员藏到各个山沟里,用树枝隐蔽起来,到了晚上再把伤员从前线不断地用担架往后方转送。一天下来,他们只能轮流休息三四个小时。因医院大部分是女兵,只要是遇到体力活儿,罗代贵总是第一个冲上前,姑娘们都称他为“暖男大哥”。

  罗代贵告诉记者,因为志愿军没有制空权,在抗美援朝战场上,遭遇空袭是家常便饭。在战斗中,他遭遇过一回更为惊心动魄的事件:

  在执行医疗支援的一次战役中,他和战友们为救治伤员通过敌人封锁线时,又遇到敌机的轰炸和扫射。几架美国飞机不停地在上空盘旋,空投炸弹。因地形不能埋伏,他们只好躲在一棵苹果树下,一架美国飞机飞得很低,就像在苹果树的树梢上似的。突然一声巨响,美军战斗机扔下一颗炮弹落在苹果树不远处,苹果树顿时没了。强劲的气流和震波将罗代贵抛出了十多米远,他翻了几个跟斗后,重重地摔在地上,昏死过去。

  当他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一个大坑里,同行的几位战友都牺牲了。他顾不得难过,当时只有一个信念:只要活着,我就会一直向前。

  当他用手抠嘴里的泥土时,才发现嘴里鲜血直流,又一颗牙齿没了。贴身的军用医疗包也不知去向,后来好不容易才在好几十米外的石缝里找到。

  没过多久,又是砰的一声巨响。在他躺过的大坑200米远处,一架敌机被志愿军精准击落。成吨的钢铁弹丸漫天覆盖过来,瞬间就产生了极大的破坏力。地上布满了地堡的碎片、凹瘪的钢盔、断枪和敌人的残肢。罗代贵忍着伤痛,在敌机的残核中仔细寻找可用的物件,结果只找到一把水果刀。

  别看这小小的水果刀,在当时可派上了大用场。由于他和战友们几十天没出过地道,根本无法理发,于是他把刀子磨快后把自己的长胡子刮了。医院的姑娘们身上和头上都长了虱子,大家索性要求用这把刀剃成光头。“《我的祖国》是电影《上甘岭》的主题歌,”罗代贵说,“大家都说电影好看,但毕竟电影属于艺术再创作,不能完全再现当时的情景,真实战况比电影情节更惨烈。”罗代贵的孙子罗通娇告诉记者,今年春节,6岁的女儿叫嚷着要曾爷爷陪她看电影《上甘岭》,女儿津津有味地欣赏着电影里的故事情节,老人家却根本看不下去,紧抱着曾孙女泣不成声。老人教育子孙们:“一定要好好珍惜,能有今天的幸福生活真的太不易了!”

跟随罗代贵出生入死的军用医疗包

  两代军人 不同经历一样的情怀

 

  罗代贵的儿子罗荣禄告诉记者:“当我接过父亲的‘接力棒’,穿上橄榄绿时,好多人表示不理解。曾在战场上几次差点没命的父亲竟然把唯一的儿子送到军营。1958年,父亲和母亲结了婚,膝下有5女1男,我是家里唯一的儿子。从部队转业后,我也成了一名优秀的民兵和基层村干部。”

  罗荣禄告诉记者:“我在很小的时候,父亲就经常讲他在战火纷飞的年代经历的精彩战斗故事,只要一说起牺牲的战友,他就很难过,经常提醒我们不要忘记他们,生在和平年代,一定要记住党的恩情……”

  在罗代贵的心中,男孩子就应该承担起保家卫国的责任。1980年7月,儿子高中毕业。罗代贵得知成都军区56036部队要到万县招兵,马上就将消息告诉了儿子。罗荣禄没有一丝犹豫,积极报名参军,当年10月就入了伍。到了部队,罗荣禄牢记父亲的殷殷教诲,很快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机枪连班长。在部队多次立功、受嘉奖。

  在与记者聊天时,罗荣禄感慨万千:“也是在那一刻,他才真正理解了父亲经常写信教导他的——在军营里面,光靠一腔热忱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有情怀和信仰。”

 

  扛起锄头 驰骋人生“第二战场”

 

  国家不再需要打仗,自己又多年未回家,罗代贵想家了!

  1955年12月,罗代贵退伍后被安排到四川的绵阳农场工作。途中路过家乡时,他突然向部队提出申请,因离乡背景十多年,思乡心切,想要回家建设家乡,于是他被分配到家乡的地方医院工作。在地方医院工作2年多后,罗代贵没有向组织提出任何要求,直接申请回家当农民。“我是农民的儿子,在和平年代,有了田和地,就能过得很踏实。”老百姓都分到了田地,生活有了很大改善,但仍然比较贫穷,不少群众吃穿成问题。“吃不饱、穿不暖怎么能行,得想办法啊!”罗代贵看在眼中,急在心头。他组织村里党员和年轻人带领群众扛起锄头开渠修沟方便灌溉农田、开荒平地种庄稼,共同修建了茨竹水库、红旗水库、石大秋等。只要对百姓有利,他都会努力去做。

  几年下来,当地村民的生活有了很大改善,生产生活也慢慢步入正轨。实实在在为百姓做事的罗代贵得到百姓的信任,被推荐为生产队的会计。

  据悉,在六七十年代,罗代贵自己一家老小都吃不饱穿不暖,可他总把从牙缝里省出来的食物悄悄送到比他还困难的农民家里。妻子当初十分不理解,他总是笑呵呵地对妻子说:“我不是还活着吗?总比那些在战场上牺牲了的战友们强多了,我要帮他们活,帮他们了却未尽的遗愿……”

  现年50岁的村支部书记何孝美告诉记者:“罗爷爷晚年生活虽然艰苦,但他依旧坚强乐观,始终保持着军人的本色,我小时候最爱爬到罗爷爷背上听他讲革命故事了。罗爷爷既能文又能武,是村里有名的活跃分子。每逢过年过节,他都会高唱几曲革命歌曲,不时还现场表演把鬼子打得落荒而逃的情景,逗得大伙儿笑疼了肚子。我是听着罗爷爷讲红色革命故事长大的,我把这些故事又讲给儿孙们听……”

  当地赫赫有名的黄医师告诉记者,他今年已80岁了,1971年,村里有位叫熊德荣(现年79岁)的“赤脚医生”多次上门找到罗老前辈,说自己经常出诊,没有一个像样的医疗药包是不行的,恳求罗代贵把医疗药包送给他。当时家人都反对,但罗代贵毫不犹豫地把在战场上用生命换来的军用医疗药包送给了熊德荣。

  1973年,当黄医师从“赤脚医生”熊德荣手中接过“革命信物”军用医疗包时,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感油然而生,并将这个军用医疗包完好地保存了下来。见记者说明来意,高风亮节的黄医师主动将保管近半个世纪的“革命信物”完璧归赵,于是便出现了文章开头那感人的一幕。

  现已95岁高龄的罗代贵还经常给孩子们讲当年的抗战故事,并告诫他们:“长在和平年代,更得珍惜现在的好日子,一切听党话,跟党走,就算我这么大岁数了,只要党和人民需要咱,还会扛起枪,继续战斗!”

  记者 罗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