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母的人生

时间: 2022-07-01 来源: 重庆法治报 编辑: 万 先觉 阅读量:14975

  ◎ 周玉祥

  我躺在沙发上读朋友从老家带来的《接龙镇志》,按照阅读习惯,我打开书先浏览,再细读。浏览到《人物名表》一目,在接龙镇1至17届县(区)人大代表名单中,列在第一位的“邓美云”三个字赫然映入眼帘,再看后面的工作单位:双新乡大田村……没错,正是我的祖母。我四处乱翻,试图找到更多有关祖母的信息,可惜再没找到。合上书,淅淅沥沥的雨声里,那个小脚老太太穿越时空隧道,一步步向我走来。

  1935年1月,綦江县一个叫可乐坝的地方,一对年轻夫妻带着年迈的父亲和一双年幼的儿女,告别了祖祖辈辈生活的老宅,前往五六十里外的巴县抛土湾。那位年轻媳妇的姐夫是巴县抛土湾的保长,可以庇护汉子不被抓壮丁。“三丁抽一,五丁抽二”只是停留在纸面上的规则,像他们这种没钱打点关系的人家,汉子虽说上无兄姊下无弟妹是棵独苗,被抓丁那也是迟早的事。没办法,只能躲起来。

  那对年轻夫妻就是我的祖父母。

  到了巴县,抓丁之虞确实得免,可日子依然难熬。搬家之初,我祖父每隔两三天就得偷偷回可乐坝挖红薯,不然一家子就得饿肚皮。在我们家简单的家谱上,我发现到了巴县后,每隔两三年,每逢冬春之交,祖父母就得带着一家人搬家。原因很简单,就是为了租地。有时是地主拒租,有时是自己要求换地主。搬来搬去,总也摆脱不了饥饿和贫困。

  有年天大旱,粮食几乎颗粒无收,但地主不管,租子照收。没有余粮,只好吃炒胡豆下老荫茶,大人细娃饿得皮包骨头。亏得祖母有一手绣花的好手艺,熬更守夜替人绣花,挣点儿小钱贴补家用,艰难度日。祖父对地主的行为深为不满,找其理论,惹恼了对方,告了官。这还得了,“恶佃欺主”,罪名不小。官方找上门来,那个只会惹祸不会消灾的男人,早就悄悄躲起来了。祖母不怕,她大胆陈述事实,声明自己的难处。

  就这样苦苦煎熬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解放后,祖母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自己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邓美云。之前几十年,当姑娘时她被唤作“邓姑儿”“邓女儿”,结婚后她成了人们口中“继平屋头的”,最正规的叫法就是“周邓氏”。活到40岁,她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名字,她和这个多难的民族一起,迎来了新生。

  解放之初,建设新中国需要大量人才,像祖母这种追求进步、积极肯干的人,成了重点培养对象。土地改革、查田定产、统购统销……她融入了浩浩荡荡的时代浪潮,从来没有这般大的干劲。在这些大大小小的革命运动中,她体会到了翻身作主人的喜悦,也得到锻炼。

  1954年,祖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同年,她参加了巴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其时,她已做了祖母——我大哥四岁,二哥两岁。祖父不理解祖母的行为,反对她如此“折腾”。

  显然,祖父已经被祖母远远甩在了身后,虽然同床共枕,一锅吃饭,但他们已然生活在两个世界,谁也说服不了谁。祖母就认准一点:一个一心为劳苦大众谋幸福的政党,会差到哪里去?“就算杀脑壳,我也要跟到她走!”祖父到死也没完全明白,共产党到底用什么魔力改变了自己的妻子?

  在党的培养下,祖母逐渐成熟起来。1955年,巴县接龙区建立了21个初级社,祖母担任了初级社主任。到了1958年,她又担任高级社主任。她感觉到自己要学习的东西实在是太多太多,花肯定是绣不成了,她把绷子、花样、针头线脑统统收起来,束之高阁。收工回家,她甚至来不及吃饭,就匆匆忙忙赶往夜校学习识字。乡上经常开夜会,为了节约,走石板大路时,她连火把都舍不得点,只在窄路土路才点起火把。没法想象,十多里山路,她颠着一双小脚,连夜往返,是怎么做到的。有次,她去乡里开会,天黑时路过一片密林,听见林子里窸窸窣窣的声音,刚钻出林子,身后就传来“大猫”的吼声,把她吓得一路狂奔。恐惧只能藏在心里,得瞒着祖父,他要晓得了,夜里绝不让她出门。从此,再开夜会,她就带上七八岁的二孙子作伴。

  1960年,祖母当了大队支部书记,这是她这一生做得最大的“官”。至今,我的幺婶还记得祖母在“就职演讲”上的经典语言:自古只有男针无女线,哪有女人来做官!祖母本就能说会道,经过党的教育培养,言辞上了一个台阶。她的一番讲话,让幺婶很是佩服,作为当地少有的读过书见过世面的女子,幺婶很少佩服过谁。也是缘分,后来她嫁入周家,做了祖母的幺儿媳妇,是三妯娌中唯一有文化的人。

  祖母没文化,但记性好。上面的会议精神,她记得牢牢的,有些重要文件,她差不多能一字不差传达到位。最关键的是,她办事公道,深得大家拥护。

  1965年起,祖母担任了16年妇女主任。不当支部书记了,但遇到事情,乡亲们还是习惯找她。也是怪了,在我们那块地盘上,哪家婆媳关系难处,哪家夫妻不和,哪些人不听干部招呼……只要她出面,好像还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直到80多岁,只要有党员会议或者学习,我的几个哥哥都得把祖母抬去参加。1983年,她还被巴县县委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奖品中有一本《张海迪的故事》,让身处闭塞小山村的我们,得知了几千公里外还有这样一位身残志坚的人,算是给我们作了别样的启蒙。

  1995年,祖母去世,享年86岁。一位小脚女人,在新中国,活出了她自己都不曾想过的精彩。祖母的一生,是千千万万中国劳动妇女,沐浴着党恩成长的缩影。

  (作者单位:重庆市巴南区征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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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母的人生

  ◎ 周玉祥

  我躺在沙发上读朋友从老家带来的《接龙镇志》,按照阅读习惯,我打开书先浏览,再细读。浏览到《人物名表》一目,在接龙镇1至17届县(区)人大代表名单中,列在第一位的“邓美云”三个字赫然映入眼帘,再看后面的工作单位:双新乡大田村……没错,正是我的祖母。我四处乱翻,试图找到更多有关祖母的信息,可惜再没找到。合上书,淅淅沥沥的雨声里,那个小脚老太太穿越时空隧道,一步步向我走来。

  1935年1月,綦江县一个叫可乐坝的地方,一对年轻夫妻带着年迈的父亲和一双年幼的儿女,告别了祖祖辈辈生活的老宅,前往五六十里外的巴县抛土湾。那位年轻媳妇的姐夫是巴县抛土湾的保长,可以庇护汉子不被抓壮丁。“三丁抽一,五丁抽二”只是停留在纸面上的规则,像他们这种没钱打点关系的人家,汉子虽说上无兄姊下无弟妹是棵独苗,被抓丁那也是迟早的事。没办法,只能躲起来。

  那对年轻夫妻就是我的祖父母。

  到了巴县,抓丁之虞确实得免,可日子依然难熬。搬家之初,我祖父每隔两三天就得偷偷回可乐坝挖红薯,不然一家子就得饿肚皮。在我们家简单的家谱上,我发现到了巴县后,每隔两三年,每逢冬春之交,祖父母就得带着一家人搬家。原因很简单,就是为了租地。有时是地主拒租,有时是自己要求换地主。搬来搬去,总也摆脱不了饥饿和贫困。

  有年天大旱,粮食几乎颗粒无收,但地主不管,租子照收。没有余粮,只好吃炒胡豆下老荫茶,大人细娃饿得皮包骨头。亏得祖母有一手绣花的好手艺,熬更守夜替人绣花,挣点儿小钱贴补家用,艰难度日。祖父对地主的行为深为不满,找其理论,惹恼了对方,告了官。这还得了,“恶佃欺主”,罪名不小。官方找上门来,那个只会惹祸不会消灾的男人,早就悄悄躲起来了。祖母不怕,她大胆陈述事实,声明自己的难处。

  就这样苦苦煎熬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解放后,祖母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自己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邓美云。之前几十年,当姑娘时她被唤作“邓姑儿”“邓女儿”,结婚后她成了人们口中“继平屋头的”,最正规的叫法就是“周邓氏”。活到40岁,她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名字,她和这个多难的民族一起,迎来了新生。

  解放之初,建设新中国需要大量人才,像祖母这种追求进步、积极肯干的人,成了重点培养对象。土地改革、查田定产、统购统销……她融入了浩浩荡荡的时代浪潮,从来没有这般大的干劲。在这些大大小小的革命运动中,她体会到了翻身作主人的喜悦,也得到锻炼。

  1954年,祖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同年,她参加了巴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其时,她已做了祖母——我大哥四岁,二哥两岁。祖父不理解祖母的行为,反对她如此“折腾”。

  显然,祖父已经被祖母远远甩在了身后,虽然同床共枕,一锅吃饭,但他们已然生活在两个世界,谁也说服不了谁。祖母就认准一点:一个一心为劳苦大众谋幸福的政党,会差到哪里去?“就算杀脑壳,我也要跟到她走!”祖父到死也没完全明白,共产党到底用什么魔力改变了自己的妻子?

  在党的培养下,祖母逐渐成熟起来。1955年,巴县接龙区建立了21个初级社,祖母担任了初级社主任。到了1958年,她又担任高级社主任。她感觉到自己要学习的东西实在是太多太多,花肯定是绣不成了,她把绷子、花样、针头线脑统统收起来,束之高阁。收工回家,她甚至来不及吃饭,就匆匆忙忙赶往夜校学习识字。乡上经常开夜会,为了节约,走石板大路时,她连火把都舍不得点,只在窄路土路才点起火把。没法想象,十多里山路,她颠着一双小脚,连夜往返,是怎么做到的。有次,她去乡里开会,天黑时路过一片密林,听见林子里窸窸窣窣的声音,刚钻出林子,身后就传来“大猫”的吼声,把她吓得一路狂奔。恐惧只能藏在心里,得瞒着祖父,他要晓得了,夜里绝不让她出门。从此,再开夜会,她就带上七八岁的二孙子作伴。

  1960年,祖母当了大队支部书记,这是她这一生做得最大的“官”。至今,我的幺婶还记得祖母在“就职演讲”上的经典语言:自古只有男针无女线,哪有女人来做官!祖母本就能说会道,经过党的教育培养,言辞上了一个台阶。她的一番讲话,让幺婶很是佩服,作为当地少有的读过书见过世面的女子,幺婶很少佩服过谁。也是缘分,后来她嫁入周家,做了祖母的幺儿媳妇,是三妯娌中唯一有文化的人。

  祖母没文化,但记性好。上面的会议精神,她记得牢牢的,有些重要文件,她差不多能一字不差传达到位。最关键的是,她办事公道,深得大家拥护。

  1965年起,祖母担任了16年妇女主任。不当支部书记了,但遇到事情,乡亲们还是习惯找她。也是怪了,在我们那块地盘上,哪家婆媳关系难处,哪家夫妻不和,哪些人不听干部招呼……只要她出面,好像还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直到80多岁,只要有党员会议或者学习,我的几个哥哥都得把祖母抬去参加。1983年,她还被巴县县委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奖品中有一本《张海迪的故事》,让身处闭塞小山村的我们,得知了几千公里外还有这样一位身残志坚的人,算是给我们作了别样的启蒙。

  1995年,祖母去世,享年86岁。一位小脚女人,在新中国,活出了她自己都不曾想过的精彩。祖母的一生,是千千万万中国劳动妇女,沐浴着党恩成长的缩影。

  (作者单位:重庆市巴南区征地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