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农历2月14日卯时，伴随着农村的第一声鸡叫，我出生在川东王家大院一间普通的土墙屋内。我母亲叫王培玉，生我时已满了31岁，为什么这么晚生我？本来母亲17岁时就与父亲订了亲，打算第二年完婚的。不想父亲被国民党抓了壮丁，一去数年杳无音讯。有天一算命先生进村，外婆硬拉着母亲去算命。哪知算命的算出我母亲命薄，活不过30岁。外婆气得跺脚，母亲痛哭一夜后，反而想通了，死就死吧，谁不死呢？从此，心如死灰，断了嫁人的念想。1956年的夏天，我母亲满了30岁，居然没死！更惊喜的是，我父亲陈河洲身着少尉军服荣归故里，径直来找母亲。原来，1948年的一天夜里，父亲在舟山没有登上去台湾的轮船，开小差投诚参加了解放军。解放后，抗美援朝战争爆发，父亲毅然入朝参战，第二年被提拔为某炮团电台台长。战争结束后回国，1955年被授予少尉军街。这也许就是缘份天定吧。

　　我的小名叫陈孬尔。在我一周岁刚会走路的时候，渠县“大炼钢铁指导组”组长带着一帮人来公社检查工作，见我冲着他笑，问：“这是谁家的孩子呀？叫什么名字？”我母亲当时是公社的妇女主任，抱起我作了回答。组长一听连连摇头，说：“孬尔？俗，俗不可耐。我给娃儿取个名字吧，就叫跃进！大跃进的跃进。这与我们火红的时代多么吻合啊！”母亲和外婆大喜，连连道谢。

　　1976年9月9日上午，我正在与社员们一起在一坡地上挖地，生产队的高音喇叭突然响起哀乐，播音员沉痛地宣布：人民的大救星、比爹娘还亲的毛主席逝世了！大家一下子愣住了，随后，不知是谁哇地一声哭起来，顿时，整个工地沉浸在一片悲恸之中。

　　当时，受到的教育是“毛主席如果死了，资本主义就会复辟，贫下中农就会吃二茬苦受二茬罪，共产党员要被杀头。”想到父母要被砍头，我和妹妹会成为孤儿，气血一阵上涌，怎么办？“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只有拿起枪杆子，才能保卫红色江山。我是家中独子，本不在冬季招兵之列。母亲见我态度坚决，“开后门”让我参了军。在“新兵入伍登记表”和“新兵政审表”上有一栏“出生日期”，接兵部队首长要求要填新历。新历？什么是新历？怎么还有个新历？一问，才知新历也叫阳历，是相对于农历是旧历而言的。可是，1958年2月14日的阳历是几月几号呢？问遍所有人都不知，查也查不到，最后问接兵首长。接兵首长是个指导员，他没正面回答，摸摸脑袋想了想说：“一般旧历和新历就相差一个月，2月14日旧历，新历填3月14日不就行了嘛！”于是，就有了我档案的第一个新历生日。后来，入党、转正，上军校，提干，立功、受奖等，都是照此填的出生日期。

　　1985年整党。我已调回重庆，在后勤工程学院政治部工作。当时全国经过真理标准大讨论，人们的思想得到了大解放，对“十年动乱”和极左思潮带来的极大危害有了清醒的认识。由于我的名字带有当年极左的烙印，同事们常拿我开玩笑，自己也觉得别扭。时任学院政治部主任兼整党办主任的黄耀德，看出了我的心思，对我说：“小陈，改个名字吧。写个报告给我批了就是。”我征求父母妻子意见，他们都同意。当时流行姓名取两个字。夜晚我遍翻字典、词海、词源，最后选定一个“益”字。有两层意思：益音同一，做事要一步一个脚印，脚踏实地；益则有益，做人要有益于社会、集体和家庭。报告呈给主任，他看了半天，说：“我调阅了你的档案，你的出生日期旧历和新历为什么相差了一个月？”我作了解释。他说：“旧历和新历差不了30天，一般相差20天。”我不敢争辨，反正首长说的肯定是对的。于是我新历生日改为了3月4日。

　　我清楚地记得，那年学院科技经营部从深圳弄回了一批彩电；大坪新华书店第一次出现了彩色挂历。但，万年历没出现，我仍无法查到自己准确的新历生日。

　　重庆直辖那年，我转业进了重庆市公安局。先在《重庆公安报》当编揖，后调到政治部秘书处主编《重庆公安政治工作》。1998年3月的一个中午，我在解放碑来龙巷的一个书摊上，第一次发现有万年历卖。马上买一本，迫不及待地查出1958年旧历2月14日，新历居然是4月2日。天，旧历与新历不是相差一个月或20天，而是差了整整一个月零十八天！于是，在以后的履历表格中，我都填1958年4月2日这个准确的新历日期。

　　2004年，中央对一些官员恣意改小出生日期，以便继续混迹官场的行为十分震怒，着力进行清理。重庆市公安局也成立了整顿清理滥改年龄办公室，时任市公安局副局长兼政治部主任的徐海荣任领导小组组长。一天，部里通知我组织谈话。来不及多想，我就被直接带进了政治部的小会议室。进去一看，正襟危坐的除了主任、副主任外，还有市公安局的纪委书记、监察室主任。乖乖，难道是“双规”谈话？我心一紧。这时，海荣副局长发话了，他说：“陈益，你不必紧张，我们找你来，就问一件事。你身为秘书处处长，档案里为什么三次改动出生日期？”呵呵，为这事呐。我自己倒上一杯水，喝了一口，说道：“各位领导，我档案里记载着三次改动出生日期，一点不假。我是个农村孩子，参军之前根本不知道有阳历生日这一说，农村孩子生日都是过的阴历，农村人过生、过节、婚嫁等都以阴历为准。参军后，部队要求填阳历，但1958年阴历2月14日的阳历是几月几日根本查不到，于是估摸着阳历比阴历大一月，就填的3月14日。1985年改名字时，原后勤工程学院政治部主任黄耀德认为阳历比阴历多不了一个月，应该是20天，于是改为3月4日。直到1998年偶然发现了万年历，才正式确定了我的阳历生日是4月2日。我档案中三改出生日期说明一个问题：个人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息息相关，紧密相连。假如没有毛主席逝世，我就不会参军、入党、提干；假如没有解放思想带来的一系列变化，我就不会改名字；假如没有党组织的培养，我就不会在部队成长为一名中校副团长，在公安成长为一名高级警官；假如没有改革开放，连万年历也不会出现，兴许我这辈子都不会知道自己阳历的生日时间。”我说完，径直坐下。

　　徐副局长沉思片刻，然后站起来对我说：“陈益，你忙去吧。”我问：“不审查了？”他说：“你不在此列。”是呀，我三改出生日期，确非为谋官，实因国家科技落后所致。要搁现在，一部智能手机，就胜一部大百科全书，就敌过一座图书馆，还有什么查不到的呢？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