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翻天覆地的革命，我大脑神经元中对于年的最初记忆，不是出生地重庆李子坝的故刘湘公馆，而是遥远的江苏省涟水县石湖镇外的老黄河滩，那是曾祖父的高祖几十代走南闯北颠沛流离而后暂居下来的第N个故乡。因为我在两岁那年便被昔同盟会员的祖父许越先，从渐渐冷落下来的陪都重庆，带到了穷乡僻壤的石湖。此后祖父口口相传给我的便有高阳、许昌、长安、苏州、淮阴、南京这些本家高祖们迁徙的生命轨迹，也是他们游动的故乡，及至我开蒙醒世，已经跨越了好几千年。

　　其实石湖留给我的最深记忆，是排山倒海呼啸而来的无边无际的芦苇荡，以及战争留下的伤痕与贫困。它们成了我最初文学创作的素材和刊物上的铅字。当然，过年也是有刻骨铭心记忆的，因为那毕竟是农耕社会生产力低下物质匮乏的年代。

　　记得腊月间祖父会杀一只或者两只公鸡，不去毛地挂在草屋檐下，那叫风鸡，是过年时的佳肴。过往一年偶尔吃肉特意留下的猪皮风干了，也是少有的美味，现在明白了那是因为其中富含胶原蛋白。有粮食的年头，祖母会整日推磨磨面，而后熬更守夜无休无止地蒸那些白色金色杂色的馒头，储存在一个半人高的瓦缸里，往往要从腊月吃到正月末。我最喜欢的是一种用白面和高粱粉玉米粉糅成的糕点，黏黏的甜甜的而且层次分明五彩斑斓。在几乎要一年吃半年的山芋煮豆渣的岁月里，过年其实就是一种放开吃、吃好点的节日，也是中国人辛苦劳作一年之后的放纵与补偿。

　　过年是要穿新衣的，这是中国人的习俗。再穷的人家也得扯上几尺粗布，给大人小孩缝制一身新衣裳。那时候，一个镇子也没几家裁缝铺，有钱人才会上裁缝铺找师傅做衣服，家家户户的女主人几乎都会捻线织布，剪裁缝衣，纳底做鞋。冬月间，祖母便会到处张罗棉花，扯下花布，给我们做一身棉衣裤。新衣服平日里是不允许穿的，只有过节那几天，还有客人登门、外出走亲戚才能穿上。

　　每每老大初一天刚放亮，祖母便喊我们起床穿上新衣裳，吃了紫红色的糯高粱汤圆，催促我们赶紧去给长辈邻里拜年。我眼巴巴盯着长辈们从怀里或者脏兮兮的荷包里摸出五分钱一毛钱，心不甘情不愿地递到我手里。那时候我的大哥已经抱给一户刘姓人家，我就是这一房的长孙，他们必须接受我的叩拜。这拜年是要磕头的，而且还要跪下地认认真真地磕，所以磕一圈头回来，早已龌龊不堪灰头土脸。呵呵，不过有压岁钱可挣，再脏也心甘情愿。回到家来，祖母会把那些毛票一张张叠好，而后收起来说，这钱我替你收好了，以后你娶媳妇够得用。年年如此年年磕头，也不知何时娶媳妇娶来有何用?

　　八岁那年我回到重庆，没有了祖父母的疼爱也没有了过年的快乐。城里人的年好像很不讲究，父母亲也没有能力给那么多孩子都穿上新衣服。所以我印象中的过年就是一家人聚在一起吃一顿回锅肉或者萝卜排骨汤，而且常常是几个孩子自己埋锅造饭，也没有什么令人期待的事情。记得上高中某年我的鞋子破了，希望父母亲能给我买双新鞋过年，可是父母亲实在挤不出一双买鞋的钱，他们的工资与其他人比已经非常高了，但是一大家子十多口人需要养他们的确爱莫能助。于是我在那一年的全家福上，留下了永恒的哭丧脸。

　　在冯小刚称为芳华的年代里，我混进了一支很大的宣传队。那些年的年，算是过得最快乐无忧的了。有仿军装穿，有汽车坐，有白米饭猪肉吃，还有无数倾慕的眼光盯着你，每到过年，我们是不回家的，不是在部队就是在工厂演出，过着没有收入但衣食不愁的日子。此后下了乡，做了公社主任的秘书，平日在公社食堂用餐，下乡有贫下中农招待，少不了鸡鸭鱼肉红苕米饭，生活更是上了一个台阶。及至过年，还会把生产队分的粮食猪肉搬回家，一解城里父母亲的燃眉之急。

　　必须说，改革开放后的日子越过越好。我从学校去了报社，除了工资还有稿费，收入大大超过其他人。于是每年过节，我都会主动承担阖家餐聚之乐事，我都会给父母和侄儿侄女发红包，依学校年级年龄发二百至千元不等。其实我也非家财万贯，因为我常常想起孩提时代自己可怜巴巴的眼神，以及那些没有寒衣打着赤脚苦熬严冬的岁月。

　　记得有一年得了数千元奖金，一时兴起买了几百元烟花爆竹，把住宅楼上下放得个天翻地覆，以至于一位邻居上门大骂，说哪家的孩子如此张狂奢糜?上得楼来见是鄙人，骂骂咧咧不止不休。我则连下矮桩说，老哥，对不起对不起，几十年间未放鞭炮，皆因太穷了没钱买，如今终于过上好日子了，买点鞭炮，一扫晦气，炸个欢喜!那邻居听罢居然泪光闪闪，连说：“呵呵我晓得了，如今有点钱了，炸炸也对，炸吧炸吧炸吧，我们一起来炸!”那可真是最开心的一个春节。

　　如今日子越过越好，天天吃肉，日日过年，古人所谓的锦衣玉食也不过如此。可是，年味却越来越淡了。那种为了一毛钱到处磕头的乐趣，那种给孩子们散发压岁钱的快感，那种对一双新鞋一件新衣的渴望，已经被岁月的更迭、过年的进化，碾磨得无影无踪。只有吱吱作响的年轮，把我们一步步带往生命的永恒。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本报文化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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