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狱中八条”:血与泪的政治嘱托

时间: 2019-11-13 来源: 重庆日报 编辑: 万 先觉 阅读量:10021

游客在渣滓洞监狱参观(资料图)

70年前,重庆白公馆、渣滓洞300多位牺牲的革命烈士,在残酷的斗争实践中总结出“狱中八条”。这是一份诞生在黑牢里的报告,是烈士们最后的嘱托,字里行间充满了痛切、悲愤、反省、忧虑、期望,唯独没有颓伤和灰心。

这些被习近平总书记称为“血的教训”的“狱中八条”是如何诞生的?“狱中八条”到底写了什么?11月7日,记者采访了市委党校文史教研部副主任陈晓莉。

“狱中八条”由《狱中意见》整理而成

1948年9月,共产党员罗广斌因叛徒出卖被捕,与曾直接领导过他的重庆沙磁区学运特支委员张国维一同被关押在渣滓洞监狱楼七室。因为罗广斌的哥哥是国民党高级将领,张国维估计罗广斌最有可能活着出去,为此叮嘱罗广斌要注意搜集情况,征求意见,总结经验,有朝一日向党报告。

1949年2月,罗广斌被转押到白公馆。他与同室难友刘国鋕(他的入党介绍人,曾任沙磁区学运特支书记)、王朴(曾任重庆北区工委委员)、陈然(曾任《挺进报》特支书记)等,进行过多次深入的讨论,对重庆党组织遭受的重大破坏痛心疾首,对失败的教训深刻反省,对新中国深情寄望。

1949年“11·27”大屠杀之夜,罗广斌带领10多位难友成功脱险。为了执行难友们的嘱托,12月25日,他向中共重庆市委上报了名为《重庆党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这份报告分七个部分,第七部分即为《狱中意见》,共八条,分别是:

1、领导机构腐化;

2、缺乏教育、缺乏斗争;

3、迷信组织;

4、王敏路线;

5、轻视敌人;

6、经济、恋爱、私生活;

7、整风、整党;

8、惩办特务。

1989年,市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研究员胡康民,根据川东地下党老同志萧泽宽等提供的线索,在重庆市档案馆找到了这份报告,并加以整理和挖掘,将《狱中意见》中的八条提炼为:

1、防止领导成员腐化;

2、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

3、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

4、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

5、切勿轻视敌人;

6、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

7、严格进行整党整风;

8、惩办叛徒特务。

后来这被称为“狱中八条”。

少数领导同志脱离党和群众的监督,从生活腐化开始,走向了政治上的腐化

陈晓莉称,“狱中八条”中第一、第三、第六条主要是针对当时几个重要领导干部叛变,狱中同志发出的沉痛呼声。同志们认为,在长期的地下环境里,隐蔽埋伏,相对平静安全,这是必要的,但少数领导同志脱离党和群众的监督,从生活腐化开始,走向了政治上的腐化。

川东临委委员、重庆市工委书记刘国定就是其中典型。刘国定1938年入党,在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工作中发挥过积极作用,但是他在骨子里是个人至上主义者,在党内取得了一定地位后便开始私欲膨胀。据狱中同志揭发,他平时收入有限却好追求享受,想扎姘头养情妇做生意。他向川东临委管经济的干部何忠发借钱未果,刘国定对此怀恨在心,遂向川东临委书记王璞诬陷何有经济问题。王璞经过调查了解,发现其实是刘的问题。后来何忠发因刘出卖而被捕。刘国定在参加特务组织时,与特务头子徐远举讨价还价,说自己是“省委兼市委”,要做少将,要做处长。在特务机关,刘国定除了对徐远举毕恭毕敬以外,对其他特务分子全不放在眼里,自以为有“本钱”,还可以继续出卖原先的同志,出卖共产党,为特务立功。

作为城区区委书记的李文祥坐牢8个月,过不了感情关,最后叛变。他出卖了他领导的16位同志(三人被捕牺牲),其宣布叛变的“三条理由”中的一条就是:我太太身体太坏,会拖死在牢里,为她着想我只有“工作”。

在狱中,同志们结合自己讨论了如何看待组织存在的问题。江竹筠说过:“不要以为组织是万能的,我们的组织里还有许多缺点。”王朴检查自己的认识说,在被捕前一直迷信上级,依赖组织,没有想过自己就是组织的一部分,组织的力量要靠各个分子的共同努力才能发挥整体的战斗作用。

“我们把敌人估计得太低了!”

“第四条主要是针对上下川东三次武装起义的惨败和《挺进报》被破坏而说。”陈晓莉称,1948年初至8月,川东地下党在上下川东发动了三次武装起义,但很快失败。狱中同志有的直接参加过起义,有的参加过为起义服务的有关工作。他们大都认为,为了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的进展,根据上级指示,发生了“过左的盲动倾向”,领导武装起义的几位同志,忠实积极,英勇战斗,但对形势估计不足,盲目乐观,缺乏准备而又急于求成。

第五条与第四条问题相似:麻痹轻敌。一方面,从领导层来说,表现出来的是对形势的错误估计,本应更好地隐蔽自己,麻痹敌人,深入发动群众,伺机侧重开展群众性的合法斗争,但有的同志却大肆张扬,突出公开斗争,向敌人投寄《挺进报》,公开武装起义。另一方面,具体到人,许多同志,恨特务,怕特务,又轻视特务,认为“特务算什么东西”,却不知道实际上特务对我们已有多年的研究,而我们还蒙在鼓里。有的同志被捕前,在已被特务监视的情况下,还不以为意。有的同志的信件长时间被捡扣、被偷看而未发觉。有的同志明知有危险,却侥幸不走,程谦谋就是这样被捕牺牲的,他生前说:“我们把敌人估计得太低了!”

一份宝贵的党史资料、一份厚重的党性教材、一份沉甸甸的政治嘱托

“第二条和第七条都是讲党内教育。”陈晓莉称,狱中同志热切希望在他们身后,能切实加强党内教育,最重要的是在实际斗争中进行锻炼,提高全党的政治思想水平。陈然烈士说:“矿砂只有经过提炼,才能生产出金子。”许晓轩烈士陈述了他对党的“唯一意见”:希望经常注意党内教育、审查工作,决不能允许非党思想在党内蔓延滋长。第八条“惩办叛徒特务”是狱中志士们一致的强烈要求。

“‘狱中八条’是革命烈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经验与教训,是一份宝贵的党史资料、一份厚重的党性教材、一份沉甸甸的政治嘱托。”陈晓莉说,“狱中八条”是狱中共产党员的斗争经验总结,每一条都是发自肺腑;是狱中共产党员的深刻思考,字里行间浸透着血与泪;是狱中共产党员的衷心希望,今天的人,特别是全体共产党员不能忘记。

“狱中八条”警示我们:要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抓好思想从严、管党从严,执纪从严、治吏从严、作风从严、反腐从严,不断加强党员干部的思想道德建设和作风建设,真正做到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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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中八条”:血与泪的政治嘱托

游客在渣滓洞监狱参观(资料图)

70年前,重庆白公馆、渣滓洞300多位牺牲的革命烈士,在残酷的斗争实践中总结出“狱中八条”。这是一份诞生在黑牢里的报告,是烈士们最后的嘱托,字里行间充满了痛切、悲愤、反省、忧虑、期望,唯独没有颓伤和灰心。

这些被习近平总书记称为“血的教训”的“狱中八条”是如何诞生的?“狱中八条”到底写了什么?11月7日,记者采访了市委党校文史教研部副主任陈晓莉。

“狱中八条”由《狱中意见》整理而成

1948年9月,共产党员罗广斌因叛徒出卖被捕,与曾直接领导过他的重庆沙磁区学运特支委员张国维一同被关押在渣滓洞监狱楼七室。因为罗广斌的哥哥是国民党高级将领,张国维估计罗广斌最有可能活着出去,为此叮嘱罗广斌要注意搜集情况,征求意见,总结经验,有朝一日向党报告。

1949年2月,罗广斌被转押到白公馆。他与同室难友刘国鋕(他的入党介绍人,曾任沙磁区学运特支书记)、王朴(曾任重庆北区工委委员)、陈然(曾任《挺进报》特支书记)等,进行过多次深入的讨论,对重庆党组织遭受的重大破坏痛心疾首,对失败的教训深刻反省,对新中国深情寄望。

1949年“11·27”大屠杀之夜,罗广斌带领10多位难友成功脱险。为了执行难友们的嘱托,12月25日,他向中共重庆市委上报了名为《重庆党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这份报告分七个部分,第七部分即为《狱中意见》,共八条,分别是:

1、领导机构腐化;

2、缺乏教育、缺乏斗争;

3、迷信组织;

4、王敏路线;

5、轻视敌人;

6、经济、恋爱、私生活;

7、整风、整党;

8、惩办特务。

1989年,市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研究员胡康民,根据川东地下党老同志萧泽宽等提供的线索,在重庆市档案馆找到了这份报告,并加以整理和挖掘,将《狱中意见》中的八条提炼为:

1、防止领导成员腐化;

2、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

3、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

4、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

5、切勿轻视敌人;

6、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

7、严格进行整党整风;

8、惩办叛徒特务。

后来这被称为“狱中八条”。

少数领导同志脱离党和群众的监督,从生活腐化开始,走向了政治上的腐化

陈晓莉称,“狱中八条”中第一、第三、第六条主要是针对当时几个重要领导干部叛变,狱中同志发出的沉痛呼声。同志们认为,在长期的地下环境里,隐蔽埋伏,相对平静安全,这是必要的,但少数领导同志脱离党和群众的监督,从生活腐化开始,走向了政治上的腐化。

川东临委委员、重庆市工委书记刘国定就是其中典型。刘国定1938年入党,在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工作中发挥过积极作用,但是他在骨子里是个人至上主义者,在党内取得了一定地位后便开始私欲膨胀。据狱中同志揭发,他平时收入有限却好追求享受,想扎姘头养情妇做生意。他向川东临委管经济的干部何忠发借钱未果,刘国定对此怀恨在心,遂向川东临委书记王璞诬陷何有经济问题。王璞经过调查了解,发现其实是刘的问题。后来何忠发因刘出卖而被捕。刘国定在参加特务组织时,与特务头子徐远举讨价还价,说自己是“省委兼市委”,要做少将,要做处长。在特务机关,刘国定除了对徐远举毕恭毕敬以外,对其他特务分子全不放在眼里,自以为有“本钱”,还可以继续出卖原先的同志,出卖共产党,为特务立功。

作为城区区委书记的李文祥坐牢8个月,过不了感情关,最后叛变。他出卖了他领导的16位同志(三人被捕牺牲),其宣布叛变的“三条理由”中的一条就是:我太太身体太坏,会拖死在牢里,为她着想我只有“工作”。

在狱中,同志们结合自己讨论了如何看待组织存在的问题。江竹筠说过:“不要以为组织是万能的,我们的组织里还有许多缺点。”王朴检查自己的认识说,在被捕前一直迷信上级,依赖组织,没有想过自己就是组织的一部分,组织的力量要靠各个分子的共同努力才能发挥整体的战斗作用。

“我们把敌人估计得太低了!”

“第四条主要是针对上下川东三次武装起义的惨败和《挺进报》被破坏而说。”陈晓莉称,1948年初至8月,川东地下党在上下川东发动了三次武装起义,但很快失败。狱中同志有的直接参加过起义,有的参加过为起义服务的有关工作。他们大都认为,为了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的进展,根据上级指示,发生了“过左的盲动倾向”,领导武装起义的几位同志,忠实积极,英勇战斗,但对形势估计不足,盲目乐观,缺乏准备而又急于求成。

第五条与第四条问题相似:麻痹轻敌。一方面,从领导层来说,表现出来的是对形势的错误估计,本应更好地隐蔽自己,麻痹敌人,深入发动群众,伺机侧重开展群众性的合法斗争,但有的同志却大肆张扬,突出公开斗争,向敌人投寄《挺进报》,公开武装起义。另一方面,具体到人,许多同志,恨特务,怕特务,又轻视特务,认为“特务算什么东西”,却不知道实际上特务对我们已有多年的研究,而我们还蒙在鼓里。有的同志被捕前,在已被特务监视的情况下,还不以为意。有的同志的信件长时间被捡扣、被偷看而未发觉。有的同志明知有危险,却侥幸不走,程谦谋就是这样被捕牺牲的,他生前说:“我们把敌人估计得太低了!”

一份宝贵的党史资料、一份厚重的党性教材、一份沉甸甸的政治嘱托

“第二条和第七条都是讲党内教育。”陈晓莉称,狱中同志热切希望在他们身后,能切实加强党内教育,最重要的是在实际斗争中进行锻炼,提高全党的政治思想水平。陈然烈士说:“矿砂只有经过提炼,才能生产出金子。”许晓轩烈士陈述了他对党的“唯一意见”:希望经常注意党内教育、审查工作,决不能允许非党思想在党内蔓延滋长。第八条“惩办叛徒特务”是狱中志士们一致的强烈要求。

“‘狱中八条’是革命烈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经验与教训,是一份宝贵的党史资料、一份厚重的党性教材、一份沉甸甸的政治嘱托。”陈晓莉说,“狱中八条”是狱中共产党员的斗争经验总结,每一条都是发自肺腑;是狱中共产党员的深刻思考,字里行间浸透着血与泪;是狱中共产党员的衷心希望,今天的人,特别是全体共产党员不能忘记。

“狱中八条”警示我们:要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抓好思想从严、管党从严,执纪从严、治吏从严、作风从严、反腐从严,不断加强党员干部的思想道德建设和作风建设,真正做到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