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书架上，至今存放着两套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余华作品系列”，一套平装，一套精装，它们曾陪伴我度过了一段乡居岁月。如今回想起来，在余华已出版的长篇小说中，我最喜爱的，还是《在细雨中呼喊》，尽管他的《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有口皆碑。

　　前些年，他的另两部长篇《兄弟》和《第七天》问世，毁誉参半。我读后，既没给我带来失望，也没给我带来惊喜。而去年，他的最新长篇《文城》出版，我第一时间找来读了，感觉比《兄弟》和《第七天》写得好。不得不说，余华是当代中国作家中，为数不多的善于讲故事的作家之一，这在《文城》中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但是，《文城》虽在故事结构和叙事策略方面，给我耳目一新之感，却依然没有超过《在细雨中呼喊》带给我的阅读震动大。因之，窃以为，《在细雨中呼喊》是余华目前最好的长篇小说，没有之一。而且，我还固执地认为，余华在早年间创作的大量中短篇小说，都是在为写作这部长篇做着准备和练笔。当然，也许这只是我的偏见。

　　众所周知，余华作品的基调，大都有一种“苦难底色”。即使以第一人称“我”作为视觉，叙写童年经验的《在细雨中呼喊》也不例外。他并未在作品中给一群时代少年刷上浪漫主义的油漆，或抹上讨好大众的胭脂。他手中的笔，永远是冷静的，类似医生手中的刀。这使得他写出来的文字，从来都只解剖“痛苦”，而不分担“痛苦”。他也没必要分担，他的目的是要让人看见生存的真相，看见生活的“病灶”，从而以痛的针线去缝合活着的“伤口”。

　　小说中的每一个人，手里都拽着一根线头。彼此交织在一起，形成一张网，罩在孙荡和南门的上空。不管是谁动一下这根线头，每个人的伤口都会滴血。而“我”，既是“网中人”，也是“网外人”。“我”在参与生活，也在见证生活。

　　从六岁那年起，“我”就被送到孙荡，跟随养父母王立强和李秀英夫妇过了五年城镇生活。期间，“我”不但得以窥探成年人的隐秘心理，还得以体察同年人的生长困境。那个名叫国庆的玩伴儿，无疑是我的一面镜子。他小小年纪，就学会了给爹看病。但他的孝心换回的，却是父亲对他的抛弃。于是，被活人遗弃的国庆，只能被迫与被死人遗弃的楼下老太太亲密交往。这些经历，都在“我”的心中烙下了不可抹去的痕迹。还有那个老师张青海的遭遇，同样给“我”幼小的心灵造成了冲击。尤其在“我”十二岁那年，目睹的吹笛手刘小青和养父王立强的死，更是给“我”的心理蒙上了阴影。

　　“我”重新回到南门后，原本以为可以结束之前寄人篱下的生活，谁知，多舛的命运又将“我”抛入了另一个旋涡，简直令人窒息。或许是余华不想让这种窒息感过于强烈，故意对主人公“我”的家庭背景作了详尽的交代。无论是祖父孙有元的跌宕人生，还是父亲孙广才的尴尬遭遇，都充满了“黑色幽默”。“我”每天都在这种“黑色幽默”中，与哥哥孙光平和弟弟孙光明痛并快乐着。大人无法理解孩子，孩子也无法理解大人。他们彼此之间都是孤立的，仿佛来自两个世界，却又偏要在同一个屋檐下过活。好在生活并非一潭死水，比如那个洋溢着青春气息的女孩冯玉青，以及仗义执言的苏杭和苏宇兄弟，还有曹丽和那个音乐教师，他们与“我”的亲人们一道，共同构成“我”幽暗生活中的“调味品”。“我”也跟他们一起，共同修补着自己的青春时光。

　　虽然，这些出现在“我”身边的人，后来命运都不怎么好——弟弟孙光明在那个夏日中午去河边摸螺蛳，从此再也没有回来；哥哥在默认现实的残酷后，选择了的婚姻，却被父亲搅得乌烟瘴气，结果害得哥哥在监狱里待了两年；朋友苏宇因青春期冲动而被关进了劳教所；冯玉青阴差阳错有了自己的孩子，又因犯错被送去了劳改农场；曹丽和那个音乐教师最终也未能成为眷属，一个不得不嫁人生子，过起了跟大多数女子一样的平淡生活，一个在判刑五年获释后，被发配到一所农村中学。而“我”呢，好不容易熬到高考恢复，偷偷报名参考，接到录取通知书后，酸楚地离开了南门。走时，只有哥哥一人相送。他挑着铺盖走前面，“我”紧跟其后。一路上两人都一言不发。

　　整部小说，没有一个完整的故事，也没有一条主线，全凭时空的转换和片段的连缀。可读完后，却分明感觉它又是天衣无缝的。故事、情节、人物均被纵横交错的线网牵扯着，而这线网的总线头，就握在余华的手中。你可以说这是一部“青春小说”，也可以说是一部“心理小说”，还可以说是一部“自传小说”。甚至，你说它不是一部小说，而是一篇长散文也未尝不可。总之，在《在细雨中呼喊》充分调动了余华庞杂的生活经验、丰富的想象力和丰沛的才情。加之“余华式的语言风格”，更使得这部作品具有一种独特的美学气质。它的主题既明晰，又隐蔽，看似在写生存，写命运，写人性，写爱恨，写别离……实则又不仅仅是在写这些，它是不可以被简单描述和概括的。好的小说就是这样，它不只是在挑战你的阅读习惯，还在挑战你的审美和智力。

　　◎ 吴佳骏（作者系青年散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