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 刘 读 书

时间: 2017-09-08 来源: 重庆法制报 编辑: 万 先觉 阅读量:9027

老刘不来我家已经十年了,却在初秋的一天突然敲开我的门。

老刘是来还钱的,十年前,因为打官司从我这儿借了一千元。我几乎已经忘了。说几乎,并非虚伪,而是客观上我本身就不想让他还了,但这在当年不算小的一笔钱说忘了,好像有点做作。老刘还的,是一段小老百姓有关法治的感动记忆。

读大学时,老刘是我们班同学刘某的四川南部县的老乡,他所在的单位——一家公办的汽车修理厂,就在学校旁的天生桥街上。老刘,是个热心肠的人,经常周末把我们寝室几个学生娃叫过去,在酒馆里叫几样菜,和我们吹牛耍。他读书少,但社会阅历丰富,常给我讲些社会上的事。老刘虽不喜欢看书,但十分鼓励我们用心看,用他的方言说:“横”(狠)起心读书。每每我们获得一点进步,比如发表了一篇小散文,得了个征文奖,老刘会非常高兴地多喝几盅,说:“你们一定要有出息!”那时,我们是穷学生,老刘拿着上千的工资,“喝点小酒,没得事。”老刘那时很慷慨。

在老刘的慷慨和我们的不断蹭吃蹭喝中,我们就毕业了。我留校,那个刘姓同学也分配到了一个重点中学,当高中老师。于是,很快,我们的工资待遇就超过了老刘。那满屋子汽油味的修理厂,我们也很少去了。也许是借口太忙,也许小心眼里,已和他有了不少的距离——鲁迅先生说的皮袍下面的小——我们很少去他那儿蹭吃喝了。

回忆中套着回忆,我想起了那一千块钱的来历。毕业后几年,老刘的单位已搬到了城边,我们好几年没见面了。也是一个初秋,9月新学期开学后不久的一天,老刘突然敲开了我的门。

“我是来请你帮我打官司的!”一见面,老刘的眼睛湿润了。

“我……”我茫然。虽可说“饱读诗书”,但我对具体法律知道得并不比一个普通老百姓多。听了他的讲述,我才知道:修理厂已经垮了,老刘先后到贵州、云南、新疆去打工,我们再也没有见面。去年他回公司总部来,为单位接了一宗修理业务,却不慎在修车时,撑杆滑落,他被汽车头砸伤了腰,几乎瘫痪,在老家住了一年。今年秋天刚站得起身来,却突然接到单位通知,要他下岗,也没有什么补助,更无法解决他的伤残抚恤。他状告单位,但不知咋的,反而输了。

老刘说,其实也不想来麻烦我了,他找了两个律师,律师说,可以告单位并可索赔数十万云云。那时,我有一个姓帅的朋友,俗称“帅哥”,法学博士,也是一个少见的热心肠,刚从学校调到了地方法制部门,我就此事咨询他。“帅哥”说,有的无良律师靠不住了,乱扯,赔越多,其实是想要更多的律师费,不如这官司,我们帮忙免费给他打了。我们的分工是:老刘去找证据,我撰稿,帅哥到时出庭代理。

我的书生意气大发,但,也只好进行书生方式的帮忙。我去图书馆为他借了十几本法律方面的书。他认真地读了起来,从不读书的老刘,在我的客厅里读了两天两夜的书,作了数千字笔记。当我上课回来,看见他蜷伏着读书的身影,我心中一阵悲凉。老刘的读书,是不正常的,充满悲剧意味。

“谁主张谁举证。”两天下来,老刘依然未找到强有力的法律依据。我又带他到新华书店去,终于看到了1984年以来地方性法规的书籍,长长的一大排。老刘就在那儿站着一本本地翻,一年度一年度地翻。又是两天过去了,终于在厚厚的一本精装地方性法规大全中找到他所需要的条目,他想抄下来,但书店太挤,根本无法蹲下,而且那样也有些难为情,他去跟卖书的管理员说,借出去复印行不?遭到白眼拒绝。他只好悻悻地死记硬背,又用两个下午熟记了全文。我说,你还是应该复印出全文,方便打官司时用。他说那书三百多块钱呢。

感人的一幕和又一个“热心肠”在书店出现了。一个年纪稍长的店员终于问了他为什么天天来翻这本书又不买,老刘如实告之。他说,明天你早点赶在没开门时就来。第二天,老刘提前半小时赶到书店,那店员已用一份报纸把书包起来了,说:“快拿去复印吧!一会回来,还是包好,别说话哈。”第二天,复印好那几页“依据”,老刘买了一盒烟,回到书店,湿润着眼睛把书还了。

第二次仲裁,“帅哥”做他的代理,我给他写状词,老刘找到了强有力的法律依据,加之我带了一个法律专业学生去给他“扎”起,老刘赢了官司,法庭裁决原单位一次性给他一笔可观的补偿。

那段时间在重庆奔波,老刘在我这儿借了一千元。那时,我也工作不久,每月得供妹妹读书,以及给农村的父母表示一点,还还着房贷……但为了心中那种道义,感恩读书时老刘经常给我们改善生活,我瞒着妻子借了一千元给他。

此后,我再也从没问过他。事实上,是也没法问他。我的手机号变了,他的也变了,包括工作。而他的老乡——我那个刘姓同学也先后到成都读硕士、博士,留在那边一所大学工作。我们都没怎么联系了。老刘和我的联系也断掉了。

十年,对人到中年的我们而言,仿佛真的是白驹过隙倏然溜走,多少人世沧桑已变得恬淡自然。临走前,我送了老刘一本自己的书,把他还我的一千元悄悄塞在装书的大信封中。老刘很高兴地收下那个信封,连连说:“兄弟,多写,多写!”

我送他到了公交站,他的背影有些佝偻。我发现,老刘已经真的老了。

(作者供职于西南大学党委宣传部,作品散见《中国作家》《光明日报》等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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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刘 读 书

老刘不来我家已经十年了,却在初秋的一天突然敲开我的门。

老刘是来还钱的,十年前,因为打官司从我这儿借了一千元。我几乎已经忘了。说几乎,并非虚伪,而是客观上我本身就不想让他还了,但这在当年不算小的一笔钱说忘了,好像有点做作。老刘还的,是一段小老百姓有关法治的感动记忆。

读大学时,老刘是我们班同学刘某的四川南部县的老乡,他所在的单位——一家公办的汽车修理厂,就在学校旁的天生桥街上。老刘,是个热心肠的人,经常周末把我们寝室几个学生娃叫过去,在酒馆里叫几样菜,和我们吹牛耍。他读书少,但社会阅历丰富,常给我讲些社会上的事。老刘虽不喜欢看书,但十分鼓励我们用心看,用他的方言说:“横”(狠)起心读书。每每我们获得一点进步,比如发表了一篇小散文,得了个征文奖,老刘会非常高兴地多喝几盅,说:“你们一定要有出息!”那时,我们是穷学生,老刘拿着上千的工资,“喝点小酒,没得事。”老刘那时很慷慨。

在老刘的慷慨和我们的不断蹭吃蹭喝中,我们就毕业了。我留校,那个刘姓同学也分配到了一个重点中学,当高中老师。于是,很快,我们的工资待遇就超过了老刘。那满屋子汽油味的修理厂,我们也很少去了。也许是借口太忙,也许小心眼里,已和他有了不少的距离——鲁迅先生说的皮袍下面的小——我们很少去他那儿蹭吃喝了。

回忆中套着回忆,我想起了那一千块钱的来历。毕业后几年,老刘的单位已搬到了城边,我们好几年没见面了。也是一个初秋,9月新学期开学后不久的一天,老刘突然敲开了我的门。

“我是来请你帮我打官司的!”一见面,老刘的眼睛湿润了。

“我……”我茫然。虽可说“饱读诗书”,但我对具体法律知道得并不比一个普通老百姓多。听了他的讲述,我才知道:修理厂已经垮了,老刘先后到贵州、云南、新疆去打工,我们再也没有见面。去年他回公司总部来,为单位接了一宗修理业务,却不慎在修车时,撑杆滑落,他被汽车头砸伤了腰,几乎瘫痪,在老家住了一年。今年秋天刚站得起身来,却突然接到单位通知,要他下岗,也没有什么补助,更无法解决他的伤残抚恤。他状告单位,但不知咋的,反而输了。

老刘说,其实也不想来麻烦我了,他找了两个律师,律师说,可以告单位并可索赔数十万云云。那时,我有一个姓帅的朋友,俗称“帅哥”,法学博士,也是一个少见的热心肠,刚从学校调到了地方法制部门,我就此事咨询他。“帅哥”说,有的无良律师靠不住了,乱扯,赔越多,其实是想要更多的律师费,不如这官司,我们帮忙免费给他打了。我们的分工是:老刘去找证据,我撰稿,帅哥到时出庭代理。

我的书生意气大发,但,也只好进行书生方式的帮忙。我去图书馆为他借了十几本法律方面的书。他认真地读了起来,从不读书的老刘,在我的客厅里读了两天两夜的书,作了数千字笔记。当我上课回来,看见他蜷伏着读书的身影,我心中一阵悲凉。老刘的读书,是不正常的,充满悲剧意味。

“谁主张谁举证。”两天下来,老刘依然未找到强有力的法律依据。我又带他到新华书店去,终于看到了1984年以来地方性法规的书籍,长长的一大排。老刘就在那儿站着一本本地翻,一年度一年度地翻。又是两天过去了,终于在厚厚的一本精装地方性法规大全中找到他所需要的条目,他想抄下来,但书店太挤,根本无法蹲下,而且那样也有些难为情,他去跟卖书的管理员说,借出去复印行不?遭到白眼拒绝。他只好悻悻地死记硬背,又用两个下午熟记了全文。我说,你还是应该复印出全文,方便打官司时用。他说那书三百多块钱呢。

感人的一幕和又一个“热心肠”在书店出现了。一个年纪稍长的店员终于问了他为什么天天来翻这本书又不买,老刘如实告之。他说,明天你早点赶在没开门时就来。第二天,老刘提前半小时赶到书店,那店员已用一份报纸把书包起来了,说:“快拿去复印吧!一会回来,还是包好,别说话哈。”第二天,复印好那几页“依据”,老刘买了一盒烟,回到书店,湿润着眼睛把书还了。

第二次仲裁,“帅哥”做他的代理,我给他写状词,老刘找到了强有力的法律依据,加之我带了一个法律专业学生去给他“扎”起,老刘赢了官司,法庭裁决原单位一次性给他一笔可观的补偿。

那段时间在重庆奔波,老刘在我这儿借了一千元。那时,我也工作不久,每月得供妹妹读书,以及给农村的父母表示一点,还还着房贷……但为了心中那种道义,感恩读书时老刘经常给我们改善生活,我瞒着妻子借了一千元给他。

此后,我再也从没问过他。事实上,是也没法问他。我的手机号变了,他的也变了,包括工作。而他的老乡——我那个刘姓同学也先后到成都读硕士、博士,留在那边一所大学工作。我们都没怎么联系了。老刘和我的联系也断掉了。

十年,对人到中年的我们而言,仿佛真的是白驹过隙倏然溜走,多少人世沧桑已变得恬淡自然。临走前,我送了老刘一本自己的书,把他还我的一千元悄悄塞在装书的大信封中。老刘很高兴地收下那个信封,连连说:“兄弟,多写,多写!”

我送他到了公交站,他的背影有些佝偻。我发现,老刘已经真的老了。

(作者供职于西南大学党委宣传部,作品散见《中国作家》《光明日报》等报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