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走进渣滓洞、白公馆和歌乐山烈士陵园大概是1995年。印象已不多，依稀只剩下水幕电影，反映的是重庆解放前夕，即1949年11月27日，国民党军统特务对关押的“政治犯”进行大屠杀的情景。记得当时是在一间黑暗的屋子里，突然想起了密集的枪声，像是很遥远，又像是在脑后，枪声过后，四周出奇地安静，然后便是滴答滴答的声音。有的人说是水滴，说是在下雨，是老天爷在为烈士们哭泣，而我却固执地认为那是血流淌的声音，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每一滴都在内心深处回响。后来，我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写了一首诗，发表在当时的报刊上，全诗不足十句，其中有几句是这样的：当所有的枪声过后，我听到了血流淌的声音，伴随着寒冷流进心里，疼痛像在我身上，刻骨铭心……这也是迄今为止我发表的唯一一首诗。

　　之后，在不同的时间里，我还去过两次歌乐山烈士陵园，每一次面对那些牢房，那些刑具，我都不由自主地想起小说《红岩》中的情节，而每一次去，我都不忘去看两个人，一个是江姐，一个是小萝卜头。

　　江姐，原名江竹筠，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6月，因叛徒的出卖，江姐被捕，关押在重庆渣滓洞监狱。她受尽了军统特务的各种酷刑，老虎凳、吊索、带刺的钢鞭、撬杠、电刑……甚至竹签钉进十指。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江姐始终坚贞不屈。当我缓步移动在低矮的牢房之间，总不会落下那间挂满刑具的审讯室。时间虽已过去了几十年，但刑具依然摆在那里，呈现出一种暗褐色，我不知道那是不是烈士们干涸的鲜血。面对那些刑具，我的心会砰砰跳动，仿佛看见每一位革命者受刑的情景，仿佛能闻到那浓浓的血腥味儿。我相信，要是没有对革命必胜的信念，没有坚定的意志，是无法承受这些酷刑的。面对讲解员声情并茂的讲解，我默然肃立，喉咙发涩，眼眶里饱含着泪水。

　　小说中的小萝卜头原型叫宋振中，是革命烈士宋绮云和徐林侠的孩子。小萝卜头不到一岁的时候就随同妈妈一起被捕，被特务杀害的时候还不到九岁，是共和国年纪最小的烈士。宋振中的童年是在牢房里度过的，由于长期营养不良，他的身体很瘦弱，头很大，所以被大家称为小萝卜头。

　　小萝卜头到了读书的年龄，可是在监狱里是不能读书的，但经过革命者与特务们机智的斗争，特务们退缩了，同意让小萝卜头读书。就这样，“政治犯”轮流做了小萝卜头的老师。每次站在小萝卜头的塑像面，看着他用手支撑着大大的脑袋，深深沉思的样子，眼前就会出现这样的画面：罗世文正一字一句教小萝卜头，“我，是，一，个，好，孩，子……我，爱，中，国，共，产，党！”小萝卜头学得那样地认真，我仿佛听到了他那稚嫩的声音。

　　我总是在想，假如他们没有牺牲，当当劳苦大众翻身当家做主人的时候，他们会在干什么呢？那时候，小萝卜头不过九岁，他也许还有更多学习知识的机会，他也渴望在蓝天下自由地奔跑吧，他是多么地向往这个美好的世界啊！如果没有牺牲，到七十多年后的今天，也许他的孙子也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坐在电脑边，在网络上学习知识，领略世界各地的旖旎风光，周末跟父母去动物园，去儿童乐园，去看电影，去大自然里呼吸新鲜空气……而江姐，那时候在牢房里已经绣好了一面五星红旗。小说里这样写道：“尽管她们并不知道五星红旗的图案，但她们却通过炽热的心，把自己无穷的向往赋予祖国。不知是谁抢先绣上了第一针，接着，许多灵巧的手，飞快地刺绣起来。热血沸腾着，把坚贞的爱，把欢乐的激情，全寄托在针线上，你一针，我一线，一针一线织绣出闪亮的金星。”江姐以及无数的革命志士，他们满怀着希望走进新中国，建设新中国，遗憾的是，他们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1949年。

　　斯人已去犹忆影，海棠花开魂依旧。

　　现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每一个普通人都在为这个民族、为这个国家抒写着辉煌的历史。英烈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新中国，由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了。

　　这盛世，如你所愿。

　　◎刘学兵（作者单位：交通执法巴南区大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