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举世闻名。“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等气势磅礴的诗词为我们描绘了红军长征的悲壮图景。关于长征的文献卷佚浩繁，而由著名作家丁玲主编的《红军长征记》，向亲历长征的将士征文汇编而成，堪称独一无二。“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断”“所有执笔者多半是向来不懂得所谓写文章，以及在枪林弹雨中学会作文字的人们”，是“成天在林野中星月下枪林里”“拿枪杆子的武夫战士”。全书的文字因而粗粝质朴，虽不经雕琢，却拥有真实的直抵人心的力量。

　　阅读《红军长征记》，内心充盈着澎湃激情，借助作者们“不仅是可爱，而且必然是非常可贵的”描写，脑海里不时浮现出红军血战湘江、飞夺泸定桥，赴汤蹈火、闯关夺隘的画面。学史明理，学史增信，一部《红军长征记》，也是一部红军长征史，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由于受“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进行战略转移，长征由此开始。红军建立根据地和苏维埃政权固然是“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正确抉择，但长征初期作战并不顺利，“左”倾教条主义仍然占据统治地位。董必武在《出发前》一文中就有疑问：“红军主力向什么地方移转呢？经过些什么地方呢？路有多远呢？”直到军事上连续受挫，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红军四渡赤水出奇兵，乌江天险重飞渡。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回忆：“遵义会议以后，我军一反以前的情况，好像忽然获得了新的生命，迂回曲折，穿插于敌人之间，以为我向东却又向西，以为我渡江北上却又远途回击，处处主动，生龙活虎，左右敌人。”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确立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为红军长征胜利筑牢了思想基础。

　　官兵平等，反对官僚主义。我党我军向来强调官兵平等，不搞特权，不搞特殊化。《彭军团长炮攻大来圩》一文中的彭德怀，“一个半旧的牙刷，插在皮包外面，半新不旧的军用皮包挂在左肩下，右肩下还挂着望远镜，背上背着一个半旧的斗篷”。这普通战士般的着装，甚至无法辨识出彭德怀是红军的高级指挥员。“朱总司令来了，和蔼可亲的我们的领袖——朱总司令，见了我们战士，是笑眯眯的谈问着抢渡的经过、现在渡河的情形与每次时间快慢。”午饭前，朱德主动提出来给大家炒猪肚子吃：“我很会炒肚子的，以后你们找到肚子，准备点辣椒，我再来帮助你们炒吧。”读至《朱总司令炒猪肚子》，笑容可掬的朱德好像就在身边，和大家吃着同样的饭菜，谈天说地，十分生动。红军干部，甚至是高级干部平等待人、随和接物，与普通一兵同吃同穿同住同行，这样的干部战士紧紧拧成一股绳，何谈不能翻越雪山，跨过草地！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凝聚最大公约数。“众人划桨开大船”，红军长征胜利离不开广大群众的鼎力支持。红军充分发动群众，宣传党的政策主张，长征因而被誉为“历史上最盛大的武装巡回宣传”。经过彝族聚居区时，时任先遣部队司令员的刘伯承与彝族首领小叶丹彝海歃血结盟的佳话流传至今。“发布保护藏民的布告，在藏民田里插了保护牌，责令一切部队不得任意侵犯”，谱写出“熬盐迎亲人”的动人故事。当地藏族群众“不辞劳苦，自带糌粑路上打尖，甚至有全家都来为红军运粮者”，军民鱼水情深，“人民的红军，到处都取得广大群众的拥护”，凝聚成无往不胜的强大力量。

　　除此以外，“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的革命乐观主义洋溢长征始终，为残酷的远征作战增添了许多血色浪漫，西方学者甚至称长征是“激动人心的远征史诗”。吃辣子鸡丁、缝制貂皮大衣、举办篮球比赛和舞会，“晚间坐在洋房子里，烧着白炭，靠在摇椅上，看土豪家拿来的书报”，《遵义日记》里十日生活的白描片段，令人捧腹。李富春笔下的《夜行军》，“从山顶回头下望，则山脚下火光万道，如波浪翻腾，一线一线一股一股的奔来，即在钱塘江观潮，泰山上观日，也无此奇迹”“大家在行军一路走一路谈，上下古今的乱谈，也忘记疲倦，也忘记骑马，总而言之，是徒步吹牛皮”……革命者积极向上的形象跃然纸上。红军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中仍然保持昂扬向上的激情和开朗自信的乐观情怀，“红色战士呱呱叫，万里长征不辞劳”“敌人的骑兵不须怕，沉着敏捷来打他”“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长征岂有不胜之理？红军岂有不胜之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必然能够胜利。

　　范京川（作者单位：万州区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