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现代化的戒毒场所

1978年修建的劳教宿舍

冬日暖阳一扫前几日的阴霾，趁着天气好，88岁的胡民勋老人拿出自己珍藏的相册，仔细地打量起那一张张泛黄的老照片。照片所拍摄的是50年代初期，胡老和他的战友们建设西山坪强制隔离戒毒所（原西山坪劳教所）的场景，当初的杂草丛生如今已是鸟语花香，青瓦砖房早已变成现代化教学楼……改革开放的40年，重庆司法行政戒毒系统的变化日新月异，老中青三代民警共同参与和见证了场所改革开放40年来的发展与变迁，而西山坪强制隔离戒毒所只是重庆司法行政戒毒系统的一个缩影。

胡民勋：

因公外出借共用警服穿

昨日一早，胡民勋老人就坐在电视机旁，等待着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的电视转播。“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而‘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导致我国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人民温饱都成问题，国家建设百业待兴。”习主席的话，让胡民勋老人回忆起了当年工作的艰苦岁月。

胡民勋老人1951年进入巴县公安局参加工作。1956年5月，重庆市劳改处与四川省劳改局合并，他被调往重庆西山坪劳教所工作。

西山坪创建初期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当时流传这样一句顺口溜：“头顶青天、脚踏荒山、面对坏人、进出步行、茅屋居住、生活清贫、办公住宿、油灯照明、眼晴一睁、干到熄灯。”这是对当时严酷的生活工作环境的真实描述。

西山坪创建时的艰苦，突出的反映在衣、食、住、行这四个简单的字上。西山坪通往外界的是一条崎岖的山路，所需生产和生活物资全靠人担肩扛，进出极不便利，从所部到北碚城区要步行10多里路，赶场要翻山越岭，远的中队到所部开会都要步行1个多小时。“直到改革开放的第一年，上级机关为西山坪劳教所配备了第一辆公务用车，是一辆北京212吉普车，1979年劳教所买了两辆交通车，这才结束了西山坪干警家属靠双脚出行的历史。”胡民勋记忆犹新。

“过去干警是没有统一服装的，微薄的工资除了用于个人生活及购买日用必需品外，还要养家糊口。大家穿得很简朴，一般都是灰蓝色布衣、力士鞋、布鞋，很少穿皮鞋。”胡民勋回忆，70年代开始发因公外出人员穿着的共用警察服，这种共用警服很少，由专人统一保管，因公外出时去借，回所后归还。80年代初，穿上了没有领章帽徽的区别服，直到1981年以后才开始统一着装。

建所初期，干警和被改造者同吃一个锅里的饭菜，喝一个堰塘里的水。一到夏天，山洪暴发就把堰塘变成了浑水塘，有的干警把浑黄的塘水戏称为“广柑汁”，这种水不仅难喝，还寄生着大量的微生物和细菌，远远达不到洁净卫生的基本标准。所部和附近中队整整吃了18年的“广柑汁”，1984年才建起了当时重庆市第二个300米高扬程抽水站，解决了部分中队吃自来水的问题。

胡民勋继续回忆到，过去，西山坪的条件虽然很艰苦，但是共产党员的精神状态始终是昂扬向上，充满朝气的。由于历史的原因，当时所里大部分干警都是工农干部，文化普遍偏低，但他们却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吃苦、特别肯学习。为了弥补文化低，专业知识缺乏的缺陷，他们白天跟班执勤，晚上学习文化知识。当时有一句顺口溜形容他们是“出工走前头，收工走后头，累了坐石头，饿了啃馒头，晚上咬笔头”。

改革开放40年，也记载了西山坪强制隔离戒毒所前进发展的历史，经过几代西山坪人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如今已成为全国司法行政戒毒系统规范化管理和落实全国统一戒毒工作基本模式争创单位。“我退休几十年了，可我知道如今场所不论是在硬件和软件上，都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我们当时所处的环境不可同日而语，这些都是改革开放带来的成果。我们大家都要争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永远跟党走。”

杨 赟：

离京回渝圆“藏青蓝”梦

“收看完习主席的讲话，我心潮澎湃、备受鼓舞，正是这40年，我国司法体制改革也在不断深入推进，我们从事的工作逐步实现了由劳动教养到强制隔离戒毒的重要职能转变。” 西山坪强制隔离戒毒所民警杨赟表示。

杨赟今年39岁，出生于改革开放的第一年，江津人，毕业于北京民政学院民政管理专业。 由于从小就梦想当一名警察，穿上那身漂亮的藏青蓝警服，2003年他毅然放弃在北京的工作，回到重庆报考，最终光荣地成为了一名戒毒人员警察。

杨赟的基层工作颇为丰富，先后在万州强制隔离戒毒所、北碚强制隔离戒毒所，最后调入西山坪强制隔离戒毒所九大队，担任大队长职务。

2008年，重庆在全国率先成立艾滋病戒毒人员专管场所，杨赟被抽调前往担任男性艾滋病戒毒人员管理工作。“初到场所，由于对艾滋病的不了解，难免会有些畏难情绪，然而在不断管理艾滋病戒毒人员的工作中，也对自己的工作有了重新的认识。”杨赟表示，对这类特殊人群进行集中管理，是国家改革开放的一项重要举措，工作的意义更大于管理。艾滋病戒毒人员其实就是上错了一部车，与原本的人生轨迹背道而驰，但是他们心中还存留对生活的向往，也能发光发热，所以我们不能放弃、抛弃他们，要加以循循善诱，这才是我们的社会责任。

2013年，劳教制度转型成为强制隔离戒毒，杨赟也成为管理者中转型的一员，而管理强制隔离戒毒人员也从劳教人员的粗放型管理到人性化管理。九大队担任着场所接受新入所戒毒人员生理脱毒的任务，也是戒毒人员进所后的第一张，因此就要在这一刻养成他们的良好习惯。

杨赟表示，教育、感化、挽救每一名戒毒人员，就是挽救一个家庭，减少了社会一分危害，这是改革开放40年里我们戒毒管理民警对社会的一份贡献。

蒋达康：

从硕士服到警服的转变

一大队民警蒋达康，今年27岁，他的出生时代感受到了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改变，无论是生活条件的改变，还是学习文化知识的无尽畅游。毕业于重庆工商大学社会学专业的他，去年通过重庆市公务员考试进入市司法行政系统，脱去身上的硕士服，光荣地穿上警服。

科技的进步发展，给教育矫治工作带来了新的工作思路，“这也就需要我不断去学习，不论是对工作还是对自己。”

由于强戒所里很多吸毒人员都没有固定、正规的工作，传授一技之长，让他们走出强戒所后可以迎来新的生活，也成了强戒所民警肩负的重任。

强戒人员的吸毒原因是多方面的，戒毒需要付出的努力也是多方面的，在蒋达康看来，吸毒人员在强戒所是强化过程，更多是回到社会的实践过程，让他们重归正常生活是一个看似简单却又复杂的愿望。

“职业技术教育课程涉及到农业技术、园林绿化……我们也不是这个专业的，都得自学以后才能教给他们”， 蒋达康开玩笑说，当强戒所的民警简直要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

对于自己每天接触的强戒人员，他希望社会可以给予更多支持、理解、帮助，“不要让他们继续游走在社会边缘。”谈及未来，蒋达康觉得不忘初心做好当下才是最重要的，奋斗本身就是一种幸福。

记者 谭 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