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四川省雷波县农村老家那四壁斑驳的土屋墙上，至今还悬挂着一把老算盘，虽尘埃剥落，但难掩珠润。那一串串黝黑闪亮的算盘珠子，犹如父亲的眼睛，慈祥深邃地盯着我们。

　　父亲已经离开我们六年了，他对家庭的责任、对生活的乐观、对工作的勤勉和对乡邻们的真诚，左邻右舍无不感佩。尤其是他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严谨正直的为人处世原则，以及和蔼可亲的音容笑貌，时常伴随着那算盘声，深情回响在我们脑海。

　　父亲出生于1930年，解放后不久，二十岁出头的他就担任了生产队会计，从此与算盘结下了不解之缘。父亲当时文化水平并不高，但乡亲们觉得他人品好，为人正直，处事公道，在生产队遴选会计时，全体村民总是极力推荐他，只读过小学三年级的父亲，算是“临危受命”了。

　　父亲虽文化不高，可悟性极好，珠算水平是相当的“牛”。“牛”到什么程度?当时全乡五十多个生产队，他被公认为是算盘打得最好的。什么一位数、两位数、三位数、四位数的加减乘除，一盘清、三盘清、九盘清、九归九除等更是操练得滚瓜烂熟。打起算盘来，那算盘珠子简直就在他指尖上跳舞。那把老算盘仿佛就是他的舞台，他像在用一台精致的钢琴，忘情地演奏一曲曲田园牧歌。

　　父亲珠算能力强，但也有把账算错的时候。那时我正读小学二年级，父亲和生产队长、记分员一起在我们家堂屋架起火盆，围着一张小四方桌，加班加点搞年终决算，不知什么原因，账目一直对不上，差距就两角四分钱。三个人为此整整计算了一个通宵，此起彼伏的算盘声吵得母亲和我们睡不着觉，母亲不耐烦地说：“为了几角钱几分钱熬更守夜，值得吗?不如自己少要这点钱算了，你们烤火的木炭和点灯的煤油都不止这两角多钱啊!”父亲却理直气壮：“这不是钱的问题!账摆不平，怎么向群众公布?分粮、分物、分钱就无法进行!这可是关系到群众切身利益的大事呢!”

　　父亲秉公办事、坚持原则，可谓非常严苛。记得有一次，生产队分洋芋，地点在离村大约两公里的老君洞山上，母亲考虑到我们三姐弟还被锁在家中，想早点分了回来给我们做饭，可父亲坚决不同意，他说谁家没小孩在屋里呀?必须按顺序!母亲气得只好先背着空背篓回家。等父亲分完全队的洋芋，最后一个才分给我们自家，然后打着手电背着部分洋芋回家，已是晚上十一点多钟，我们母子已入了梦乡。后来因为分给我们家的洋芋当晚没有背完，被一场大雨淋了，第二天母亲上山背回来，没放多久就有不少烂了。

　　父亲为人忠厚、言语不多，对工作的热爱和对邻里关系的爱护胜过一切，乡亲们请求的事，都是有求必应。一年到头没见过他休息，无论天晴下雨，他一直是个大忙人。只要生产队里和邻里乡亲需要，他就会背着一把算盘，带着个笔记本，在整洁的中山服上衣袋左边口袋里插上两支黑钢笔，或斗笠、或蓑衣、或油布伞，急急忙忙出门了。

　　父亲踏实稳重、严谨认真，对各种问题的考虑也很周全，持家更是节俭。他把算盘和账本当成心肝宝贵，即使坏了也舍不得扔掉。算盘轴心断了，他就削竹棍代替。珠子掉了，就去找别人的烂算盘珠子来替换，搞得一副算盘轴心几乎全部换过，珠子也是好几种颜色。一副算盘硬是被他用了三十多年。为防止账本遗失或被老鼠虫子嚼咬，他总是要做一式两份，每年搞完年终决算，就用旧鞋带或麻绳把账本捆起来吊在房梁上。他说：“当会计，就一定要保存好账本，这是历史凭证。一分一厘都要经得起查，一尺一寸都要拿得出依据。”

　　上世纪九十年代过后，父亲渐渐衰老，村组干部要求年轻化，父亲也不再担任生产队会计，村里有文化的年轻人也多了，很多人家都有了高中生、大学生，做账计算都用计算器。但六十多岁的父亲仍被乡亲们奉为上宾，哪家的宅基地需要测算，哪家的自留地、山林地和承包地需要置换，还是喜欢请他这个“老算盘”来帮忙，父亲也总是乐此不彼。尽管这时他也可以用计算器，很多人也学会了丈量和计算，但大家仍然相信他，乐意请他这个老会计。而对于父亲，算盘，就像他身上的一个“器官”，早已融入了血脉。

　　如今，珠算已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课堂上也不再列入教学，珠算的传承愈加地弥足珍贵。父亲虽离我们远去了，但他留下的算盘却成为我们家的传世之宝，他在三十七年的生产队会计生涯中，用珠算的精准细致，用账目的公正严谨，用苦累的自己和谐邻里，深深地影响着我们姐弟三人。

　　陪伴父亲半个多世纪的那把老算盘，始终悬挂在家乡的老屋，也永远悬挂在我们心中!

　　(作者：伍安佑 单位：市委政法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