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父亲陡然离世。他遗留的那份发黄的入党申请书，我至今仍保存在书橱里。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父亲从学校返家。因为是大队里的“文化人”，受到了大队支部书记的重用，安排他担任生产队的记工员。父亲每天早出晚归，严格地记录着每位农民出工的时间及所干的农活，由于父亲“秉公执法”，那些婶婶叔叔没有一个找茬的。要知道，那时的工分等同于农民的救命粮，生产队里分配细粮粗粮均以工分作为参考。支部书记看到父亲有一颗为老百姓办实事的“红心”，多次与父亲谈心，希望父亲向党组织靠拢。慎重考虑一番，父亲觉得自己与一名共产党员的距离还十分遥远，他断然谢绝了支部书记的好意，一心一意干好自己的分内之事。

改革开放后，生产大队改为“村”，村里需要专业会计。父亲做了近三十年的生产队会计，因为业务水平出众，就被“提拔”到村委会，当村里的专业会计。年近古稀的老支部书记退居二线，但他依然器重父亲，把父亲推荐给新一届村支委。步入中年的父亲，焕发“第二春”，除了严格公正地做好村里的各种账务，还兼任了村小学的数学教师。见到父亲任劳任怨、吃苦耐劳，新的支部书记在支委会积极推荐了父亲，希望父亲加入共产党。这次，父亲不再推脱。

父亲找到我，说他自己文化不高，加之字迹不工整，不敢动笔写入党申请书，叫我这个当老师的儿子为其代写入党申请书。接受这份光荣的使命，我慎重又慎重。这不是文学创作，需要写出入党人的真实想法。我铺开一张纸，拿出最好的钢笔，父亲说一句我写一句。虽然只有2500字，我和父亲却花费了一个上午的时间。父亲一边叙述，一边与我探讨，他生怕自己的说法违背了党和国家的政策，生怕一不小心说错了话。

那时，我所在的单位已有打印机，我央求油印室的老师帮我将父亲的入党申请书打印出来。回家后，我将工整的打印件交给父亲，父亲戴着老花眼镜，一字一句反复斟酌。“不行，这几处说法有撒谎的成分！改一下，重新打印一份！”父亲的话掷地有声，我知道有几处的句子出于我的空想。父亲的脸拉得很长，我不敢怠慢，只得再次修改，再次到单位油印室打印。反反复复五遍，父亲的入党申请书终于尘埃落定。

我是个粗心的人，之后没有再过问父亲入党一事。一次，我回到老家度周末，翻箱倒柜，发现了父亲还未将入党申请书递交。原来，父亲总觉得自己还没有达到一个共产党员的要求，所以他犹豫再三。我鼓励父亲，加入党组织后，可以在组织里不断学习，不断进步，缩小与一个标准党员的距离。父亲赞同我的想法，他说等“七·一”党的生日时，就递交入党申请书，以此表达对党的忠诚。

明天与意外真的不知哪个先来。2005年初夏的一天，白天还到镇上赶集上坡劳作的父亲，晚上看完“新闻联播”之后，轰然倒下。当地医生诊断出脑溢血时，无法言语的父亲，指了指陈旧的衣柜。我立马拉开衣柜门，那张泛黄的入党申请书赫然而现，我把入党申请书交到父亲的手上，他的脸上一片红光掠过，而后闭目而逝。

一份未递交到党组织的入党申请书，成为父亲遗留给我的一份精神粮食，我视如珍宝，永存于心。

（作者单位：万州区江南中学）